之后，一直到明、清，到近代，中国国民生产，只剩下农业，抑制工商。而农业又缩窄其范围只限于粮食种植，国民经济的偏枯，达到极点﹗
　　《汉书》之后的史书，大体都是依照《汉书》的体例，在《食货志》中，提一提农业、户口，赋税等，工商业完全没有地位。例如《清史稿．食货志》，其项目为：

　　食货一、户口、田制，食货二、赋役、仓库，食货三、漕运，食货四、盐法，食货五，钱法、茶法、矿政，食货六、征榷、会计。

也完全不提工、商。
　　工商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完全没有地位了﹗

四、思想转折的后遗症

　　第一、农本思想之积淀
　　本段标题是「农本思想之积淀」，是想说明一个事实，是「农本思想」在中国社会里，愈积愈深，愈积愈厚，愈积愈坚实而不可去。
　　其它的思想，停留一个时期之后，就会消散，但农本思想正正相反。它不但不消散，而且久而弥坚。
　　1999年，在香港树仁学院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本人提出一篇论文，题目是《农本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主题是：农本思想妨害了中国的现代化。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人必须勃然反省，彻底拋弃农本思想﹗
　　1999年研讨会后，笔者收到许多来信，赞成与反对笔者意见的，各约半数。（本人对各来信指教的学者，不论正、反，均怀深切感谢之心。）由此可见，冰冻三尺，消融尚需时日也﹗
　　在上述那一篇论文中，笔者说明：农本思想不是一种经济思想，而是一种政治性加社会性再加伦理道德性的思想。说它是政治性，是因为历代帝王及官员，认为人民株守在农业中，聚居在农村中，容易治理；说他是社会性，是皇帝及政府官员，再加地方仕绅，都认为人民聚居在农村中，有助于养成淳朴的风俗，俭朴的生活，伤风败化的事较少。说它是伦理道德性的，是农业家庭中的家长、族长认为家庭成员集中在农村中，可多生子女，子女又可以早婚，又再早生多生子女。老人家希望见到四代同堂；希望得到「五世其昌」的牌扁。不愿子弟离开农业，因为「商人重利轻别离」，对伦理道德都有冲激、破坏作用。
　　以上不论是帝王、官吏、家长、族长、仕绅等人，都根据自己的立场，巩固农本思想，并不顾虑他们的行为，对中国国民经济的伤害。而且，中国读书人，自东汉至近代，只「读圣贤书」，不理经济民生等事，更不知道农本思想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祸害。
　　农本思想排抑工商，在政策上当然尽量贬抑工商，工商业技术在二千年来，陷于停顿状态，这是农本主义者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与此同时，在这二千年来，农业技术也陷于停顿。因为农本主义者的目标，是要全国劳动力都集中到农业中，都聚居在农村中，过着简朴的生活，保持淳朴的风俗习惯，因此，他们认为：
　　一、农耕技术，低下好过先进，农耕技术的改进，会破坏农村的均衡。
　　二、农民贫穷好过富裕，贫穷会使农民生活简朴，风气淳厚。

因此，中国农业技术自然保持在西汉武帝时期的水平，西汉之后的历代帝王，虽然勤于颁布劝民以农为本的诏书，但少有改良农耕技术者，历代帝王都劝民开垦荒地，但极少劝民改良农耕技术。文人学者，人人都在文章中表示以天下苍生为念，但少见有人提出改良农耕技术。

　　第二、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士」对读书的垄断

　　在上段，我们将班固的「四民」理解为四种生产行业。其实，在班固的观念中，「四民」应该是四个社会阶层才对。两者的分别是：一、社会阶层有高有低；生产行业则无高低之分。二、生产行业各业之间的流动性大，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小。
　　士以读书为专业，所以必须读书才可以成为士。其它行业可以读书，但不必须读书，到了后代索性就不读书了。后世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法，「士」的社会地位更高了。在四民的社会地位中，明显地以士、农、工、商的高低划分。而历代政府，亦用许多政策，限制农民转入工商业，又阻止工商子弟考取功名及入仕。
　　在西汉之前一直到西汉武帝时期，各行各业的人都读书，读书不是一种专业。而各种行业，也没有高低之分。如吕不韦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其后又做了秦国的相国。范蠡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亦是一个大学问家，又可以做到越国的高官。到了西汉，桑弘羊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大学问家，在汉武帝后期又做了大官（注10）。与桑弘羊同时期，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的时候，郑当时任大农（财政部长），他推荐两人做助理财政部长（大农丞），分管盐、铁。管盐的叫东郭咸阳，是山东沿海地区一个煮盐发达的工业家；管铁的叫孔仅，是南阳地方一个最成功的冶铁工业家（注11），可见在汉朝武帝之前，工业家及商人，都读书，都可以做大官。可见在汉朝武帝时期及以前，「士」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作官的也可以出身于每一个行业。而当时社会上尚没有一个可以垄断读书而不事生产的阶级「士」。
　　西汉前期一直到武帝时期，政府官员出身于各种生产行业，如工业、商业。可知各种生产行业都吸纳了或者培育了一批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多数读书，再如果事业有成，以及有一些知名度，就有机会得到推荐到朝廷作官。但是，这种情形，在武帝时期已经受到压制，而在武帝之后，也就不存在了。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工、商业精英可以入朝作官的情形一直维持下来，则工商业者为了创业成功，及增加知名度，必会用功读书及努力研究本身行业技艺的改进方法，又或者将自己的心得、理论着之于书，传之于世。就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军事家孙武，有孙子兵法，商业家白圭有商业理论，都可以传下来，后一代人又可以将前一代的理论精研改进，中国的工业技艺及商业经济理论，在西汉就可以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准，为西汉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准备条件及动力。
　　但是，历史事实非常残酷。汉朝武帝之后，再到东汉之后，社会已经分化。读书人不事生产，而生产行业中的人不读书，社会在这种分化之下，中国读书人的知识领域中，就完全没有与经济、生产、农工商业有关的内容了。中国的经济、工农商业也就一直停顿在汉朝的水准，有退无进了。在今天，中国社会中，商人供奉的祖师是陶朱公，农民所供奉的祖师是神农，工匠所供奉的祖师是鲁班，全部是春秋战国或更早时期的人。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后；中国读书人对农工商业的技术、理论全不理会，任令所有生产技术长期停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百余年」之说，或者可以在文、史、哲学家中有之，若求于农工商业或经济、民生方面，二千年来，是一个断层。

　　第三、道统的观念

　　从汉武帝立学官后，儒家不但完全占据了学术的殿堂，而且也成了为皇家为政府保驾护航的队伍。既然要为皇家保驾护航，所以在学术界也形成一个中心，要形成一个学术领导中心，后世即称之为「道统」。要所有学术界人拱卫着这一个道统，这个道统又拱卫在皇家权威之旁。
　　《汉书．儒林传》班固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违离道本。……

可见班固已认为儒家已经有一个「道」，而这个道，又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之道。也就是读书人（儒家独占）应该有一个道统，在这个道统之下，读书人的读书做学问的空间，以及出仕之后的立身行事，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唐朝文人韩愈，在《原道》一文中说：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就表示，在班固之后，所有中国文人，都有这种道统思想。韩愈虽说，孟轲死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