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道不传，但其意思，他自己才是此道统的传人。这种思想，使历代中国文人都以这个道统中人自居。不但局限自己，也用以局限别人，使历代文人愈趋保守。特点之一，即是学问愈空洞，愈远离经济民生，不食人间烟火。只懂背诵仁义道德之空言，对社会经济、民生事业完全漠然无知。
　　本来，司马迁也对中国文化的统绪，有一番继承的壮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这一番话完全以文化着眼，他要继承孔子的事业，整理及解释中国的文化典籍，承先启后，因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注12）。他有机会收集并浏览最多的中国古代典籍，所以当仁不让地有继承孔子整理中国典籍传之后世的责任。既没有「道统」的观念，又没有为政权保驾护航的责任。他是以一种开放的态度，致力于将中国文化学术发扬光大。与后代文人「道统」观念完全不同。
　　现在我们将两个统绪绘图如下，以资比较。
　　儒家的道统：

　　司马迁所说的文化统绪：

两个图比较，就看得非常清楚。韩愈所说的道统，是将文化传统与政治权力挂钩，皇权属于皇帝，但帮皇帝治理老百姓的，是读书人。读书人，属于道统中人，在读书做学问及立身行事方面，要受道统的规限，但也因此得到一些权利，就是可以做官，可以不事生产而有俸禄可得，又可以藉官位职权为祸或造福苍生。
　　中国读书人，称孔子为圣人，是在学术层面来讲，即是在学问上，孔子为最高。现在既然将学术文化与政治权力挂钩，于是也必须将政治统治者一并称为圣人，称尧舜禹汤文武为圣人，再因此必须称历史上所有统治者为圣人（注13），称皇帝为圣上。统治者既已为圣人，则政统与道统合而为一，士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遂无法再维持。
　　从中国的历史演变看来，时代愈往后，文化学术传统（道统）与政治权力（政统或皇权）拥抱愈紧。而文人在皇帝面前的地位，也愈来愈低。费孝通先生《论师儒》一篇文章中，（注14），有＜道统与政统＞一节，大意是：中国儒家最初是想以知识驾驭皇权。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方法。皇帝马上得天下，不是理性行为的结果，如果能够以知识（理性）驾驭皇权，则是再好不过。但历史事实则是，时代愈后，儒家愈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迎合皇权。
　　在西汉，皇帝与大臣，可以面对面坐着议事，到宋朝，司马光、王安石等人还可以「坐而论道」。到了明朝、清朝，在皇帝面前，大臣只能跪着。而关于治理国家的事，文人也只能仰承圣意了。
　　余英时先生在《史学与传统》一书中，说中国皇帝对待「士」有四种不同的态度，分别是师、友、臣、奴。最好的礼遇是以「士」为师。最下者以「士」为奴。在战国时期，各国诸侯常因士人的品位高低而给予不同的礼遇，如魏文侯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为师；视吴起、李克、乐羊、西门豹为臣（注15），但时代愈后，士人地位愈低。到了清朝，虽明君如康熙、雍正、干隆等，亦视臣下为奴了﹗
　　司马迁想继承的文化统绪，是以学术文化为内涵，并不与政治权力挂钩。周公是中国文化的开创者，包括典章制度的建立，孔子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整理、解释并承先启后的人，司马迁也因为「天下遗文故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而当仁不让地作了解释并传扬传统文化的人。文化学术传统是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

　　第四、文起八代之衰？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说法。又有一句话，是「唐诗、晋字、汉文章」。汉朝的文章最好。又有一句话，是：「文章西汉两司马」。西汉的文章最好的是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一般人对「文起八代之衰」的理解，是唐代文人韩愈等，复兴古文运动。这件事的意义是正面的，值得肯定的。中国的文章，在西汉后期衰微之后，历经八个朝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的沉寂状态，到唐朝韩愈等人，才再复兴起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如果对这一件事情的历史演变加以深层思考，就会发觉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是一件值得悲痛的事。
　　西汉是中国最好的朝代，本来是最有希望的朝代。西汉，封建体制刚刚崩溃，汉朝一统天下，社会经济欣欣向荣，生产事业蓬勃，全国经商环境大好。农民纷纷弃农投奔工商。其情形刚好等于欧洲十六世纪之后，封建体制崩解，社会进入重商主义时期一样。
　　西汉最好的文章，是描写并解释当时社会经济情况的文章，除上述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史记》中每一篇章，都是好文章）外，最好的文章要推贾谊的《谏铸钱疏》（注16）以及晁错的《论贵粟疏》（注17）等。除了文章好之外，内容也是对社会经济国计民生的讨论。这种文章，根据欧洲的历史发展，是后来经济科学的材料。如果西汉的政治环境不变，中国在西汉中、后期，就可能发展出当时的经济学，为中国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预备条件。但是，中国非常不幸，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棒子打下来，把中国的文章打死了﹗
　　西汉武帝之后，没有文章。
　　东汉之后，中国读书人的学问内容（限于儒家的《五经》，到了宋朝朱熹之后，有了《四书》。），愈形空洞。有关民生、经济、工商技艺之事，不入学问。文人一下子不习惯写没有内容的文章，因此，也就没有文章了。
　　没有内容的文章，特别需要文字技巧。
　　因此之故，才有东汉末年的《典论论文》，以及六朝时期的《文心雕龙》等讨论文字技巧的作品出现。但始终是文字技巧，无法再有西汉时期的文章。
　　到了唐朝，韩愈等人一方面在所谓「先王之道」中找到信心，一方面为了应付科举的需要，提出所谓「文以载道」的口号。文章再次摆脱纯文字技巧的堆砌。此之所谓唐宋古文运动。但仔细辨认，西汉文章内容经济民生，唐宋文章之内容专注于道德仁义，雪月风花。有貌无实。若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诚为中国文人只看表象不切实际之言，西汉文章一去不可复返矣﹗

　　第五、明、清之后的官、吏分家

　　由于读书人不亲俗务，不理民生、经济，柴米油盐之事，不食人间烟火，此种情况，时代愈后，愈形明显。而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地方官员对于其所治理的地方政府所应办理的钱粮、税收、河工、漕运、盐政、刑讼等大小事务、杂务一概不知，必须委诸幕僚办理。明清两朝，形成官、吏分家的制度。即官员不理事务，大小事务均委由幕僚主理。到了清朝，各府县衙门的各项事务，也变成专业，譬如管刑讼的，管钱粮的，管盐政的，管河工的，皆分工成为专业，分由不同的幕僚主理。如此情形，所产生的后果如下：
　　一、官员对其属下的大小事务全不知情，一切要受幕僚操纵。官员只是读书为乐，同僚之间诗酒唱和，谈论道德仁义、治国平天下之空言。
　　二、各项实际事务，操纵在幕僚之手。流于极度的黑箱作业，使这些本来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完全失掉理性思考，更没有在学术层面上讨论研究谋求改良的机会。遂使弊端愈积愈厚。使民政成为贪污及扰民的祸源。大部份官员，在考取功名及入仕之初，都有做清官做好官的志向，但到任之后，一切受幕僚操纵，不流于贪官者百中无一。

后语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看到西汉前期中国读书人的文章与思想，主要讨论司马迁，但也稍为提到贾谊和晁错，这些人不但文章好，而且讨论社会经济民生之大事，并且充份表露了作者们的经济思想。如果学术环境不变，在西汉中、后期，中国就会产生自己的经济学、货币学、财政学（当然是中国特色的），或者会令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是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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