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中。[9] 

就象“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那样，“近代早期论”学者动摇了过去的“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他们的实证性批评比激进学者对费正清的政治批评有效。然而，就象“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个新的理论也因同样的原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如果自17、8世纪至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那么象近代早期的西方，为什么在随后的世纪中中国的变迁这么不同？我们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和20世纪的革命？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促进了以前就已在内部产生的早期近代化。但是真是那样的话，又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难道它只是对近代化的一种偏离？另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使中国脱离了近代化的正常途径而导致了革命。目前“近代早期论”的学者尚未提出一个在逻辑上与他们的论点一致的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有说服力的观点。

学术界于是陷入了当前的理论困境：“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尽管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 三、 两个理论

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中国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公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已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在另一方面，尽管没有普遍的认可，也很少明白的表示，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主要得自两个理论：先是马尔萨斯，后是亚当·斯密。一开始，停滞的“传统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其资源受到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困扰的社会。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传统中国是前商品化的社会的假设之上的。后来，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实得到证明，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便受到亚当·斯密理论的诘难。

斯密的设想是由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由贸易会促进专业化、竞争、更新、高效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在城乡商品交换的推动下，城乡会进入螺旋形的现代化发展。[10] 这一设想相当程度地在英国得到体现，从而赋于其有力的史实证据。这一设想也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界论说的支持：它们多以抽象、简单化了的斯密理论出发。

明清时期果真出现了斯密所想象的那种发展，便不会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劳动力会象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根据自由竞争市场的逻辑而达到最合理的使用。这样，马尔萨斯理论便为斯密理论取代而形成了“近代早期”模式。

中国与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阶级关系还是人口压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直接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并用于自己的奢侈消费而不投资于生产。西方学者则认为资本的形成是为人口压力所阻碍，人口压力减少了消费之余的剩余。[11] 争论也涉及了究竟是通过社会革命，还是通过人口控制（以及其他改革）来使中国摆脱落后，走向近代化。

然而，在“近代早期中国”模式向“传统中国”模式的挑战中，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对“封建主义”模式的批评中，争论的焦点转移了。在反对“传统中国”和封建“自然经济”模式时，“近代早期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是站在同一边的。问题的焦点变为：明清经济到底是已经呈现出近代早期发展（或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整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仍然处于前商品化时期的、本质上停滞的，处于人口压力重负下的经济？

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封建主义”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重化，而“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在西方，首先是用“冲击——反应”模式出来反驳上述观点。例如有的学者争辩说，中国“近代化的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西方的破坏性冲击，而在于中国传统的顽固存在。[12] 随后，有的学者转用斯密的模式：随着西方影响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扩展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如果中国经济反倒失败于近代化，其原因不是西方的影响太强，而是太弱，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13] 

这一观点最后归结为新近的公式，它直截了当地以“市场”代替了旧有的“西方冲击”。不象“帝国主义”概念带有种种政治现实和含意，“市场”可以被视作纯粹是良好的客观现象：只要市场得以运行，它会赋予中国象西方那样的发展。这个“真理”见证于种种“事实”：国际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工农业发展，直至20世纪30年代。市场的冲击不象以往研究所讲的那样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实际上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和内地，带来了广泛的发展。[14] 照这一观点来讲，中国的不幸在于市场推动的发展被战争、灾荒和革命等畸变所打断。

四、 一个规范认识

尽管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有着种种不同，但两者明显有许多共同点。认为中国历史基本上无变化的一些学者均受到强调中国传统本身有着明显变化的一些学者的挑战。中国经济是个前商品化的、本质上停滞的经济的主张受到了认为中国经济是高度商品化、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张的挑战。两个学术派别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的“封建主义论”学派之所以认为封建经济是停滞的，是因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一样，他们也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此类似，西方“传统中国论”学派认为明清经济基本上没有商品化。例如何炳棣1959年的人口著作基本上无视商品化，珀金斯1969年对明清农业的研究[15] 也把低水平商品化作为一贯前提。而威廉·罗维1984、1989年的著作以“近代早期”模式对过去的著作提出挑战，则从种种蓬勃商品化的证据出发。

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模式的规范信念的一个例证。它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样的信念一般不为学者讨论。学术界所注意的主要是不同理论、模式间的争论方面。于是我们争论明清商品化的程度、或是帝国主义和阶级革命的是非功过。然而我们不去注意那些共同的认识，认为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乃致无须再加以讨论。

正是这样的信念，我称之为规范信念。当前学术界往往过分简单地把规范认识这一词等同于有影响的模式。这一用法其实抹煞了这个概念的分析力量。若用于存在着众多模式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本文把规范认识性的信念定义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于是，我所指的规范认识的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学术研究。把当前中国史研究中的危机解释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认为只发生在中国，并意味着斯密理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误解了这个危机的真实含意。当两个理论体系长期地各以对方来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