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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证研究揭示的悖论现象

明清时期蓬勃的商品化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在1350至1850年的五世纪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改穿棉布了。这反映了商品化的一个最大的组成部分；棉花经济的发展及伴随而来的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棉产品的交易也意味着粮食商品化的扩展，出现了棉作区与粮作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和棉农与粮食剩余产品的交换。随着这样的发展，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相当多的为棉、粮提供加工和交换服务的商品市镇。把明清时期说成是前商品化显然是不对的。[1]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有五个世纪蓬勃的商品化，农民的生产仍停留在糊口水平。无论生产跟上人口增长水平，[2] 或是落后于人口增长水平，[3] 农村中没有发生近代式的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同样，类似资本主义关系的雇佣劳动的出现也无疑问。当时已出现了不少农村雇佣劳动，包括长工和短工。土地租佃关系也在松弛下来，分成租的旧方式让位于定额租。实物租让位于货币租。这些变化进一步肯定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4]

然而，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农业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生产。许多长工、短工只是为一般农户雇佣，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在全国各地，包括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小农家庭农业仍占压倒性地位。同时，少数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比起小农户来并未获得更高的亩产量。[5]

简言之，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两个现象的同时发生是悖论现象。这就对马克思与斯密理论的共同认识——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提出了疑问。马克思与斯密的理论主要基于英国的实际状况。在世界其余的多数地区，近代化发展来自其他因素（如政权的中坚领导作用）与商品化的结合，并迟于英国。纯粹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基于英国的经验，它被后来建立的许多经济分析模式作为前提，但不应混同于世界其他区的历史真实。

与“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理论相联系，人们认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会同步发展。在斯密和马克思所熟悉的英国确实如此，他们因此均没有把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加以区分、并没有考虑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

以往的研究已披露明清时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一时期产量的增长一方面来自耕地面积的扩大（扩大了将近四倍）；另一方面来自亩产量的增加（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及对某些作物增加肥料与人工投入）。[6] 然而，尽管“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致力于论证经济发展，到今日为止尚无人能够证实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的只是土地的生产率，主要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单位工作日的收益仍是如此之低，小农生产仍处于糊口水平，而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束缚于粮食的生产。

区分增长与发展对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至关重要。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产量增长，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乃是中国大多数人直至本世纪80年代仍困于仅足糊口的食物的生产的原因。[7] 与之对比，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发展，使其4%的人口就能满足其他所有的食品供应。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

斯密和马克思的另一个共同信念是近代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工农业连同发展、城乡一起近代化的过程。这又是根据英国的经验而来。他们均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

然而，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正是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经历。当时中国的工业发展是没有疑问的。自19世纪90年代起，投资近代机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的资本以高于10%的速度增长。上海、天津、无锡、青岛、汉口和广州等城市的兴起便是这一进程的例证。小城镇也有了蓬勃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甚至城镇中的小手工作坊也有了增长。[8]

这些发展发生在商品化的加速过程中。这过程的首要内容是小农家庭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的崩溃。机制纱，先是洋纱后也包括国产的机纱，大量取代了土纱。棉农出售棉花给纱厂，而小农织户买回机纱织土布。这导致了乡村贸易的大量扩增。[9]

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中国经济中的新资本主义部分从未达到国民经济总产出的10%。当时也出现了传统手工业的衰败，尤其是手工纺纱，并因此导致长江三角洲不少市镇的衰亡，乃至完全湮废。最重要的是，即使在相对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农民的收入仍处于仅够糊口的水平，随着30年代的衰退就更陷于困境。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仍然是不发展的。[10]

二、 悖事实的争辩

我们如何解释这些悖论现象呢？我们当然可以无视上述为史实证明的悖论现象，而继续坚持这样或那样的古典理论。过去的一个办法是用悖事实的争辩抹去其间的矛盾。于是，主张资本主义萌芽论的中国学者就讲：如果西方帝国主义没有入侵中国，明清的资本主义萌芽会导致城乡的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这样，质变性的资本主义化事实上未曾发生就无关紧要了。这种悖事实争辩的要点在于申明它所认为是应有的历史现象，而无视历史真实。

新斯密学派的美国学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明确地或含蓄地讲：如果没有战争和革命，20世纪初叶中国张村由市场推动的发展会导致质变性的乡村近代化。[11] 照此逻辑，中国乡村并未近代化的历史真实无关紧要。历史真实成了理论的牺牲品。

类似的论点也运用到对西方如何影响中国的评价。于是西方影响和积极方面被中国这者抹去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中国会发燕尾服得更快。[12] 同样，西方影响的消极方面被新斯密派的西方学者抹去了：如果西方影响更强一点，乡村的贫困就不会再持续下去了；或者，如果没有西方的影响，那里会更贫困。[13]

这样的悖事实争辩往往伴随着另外两种推理。一是封建制或旧传统必然会让位于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或近代化。即使事实上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形，它应该会发生，或是迟早熟必定会发生。另一推理是一种因素（如商品化）出现，其他有关因素（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也必然出现。如若不然，它迟早必定会发生。很明显，这样的论点不仅是违背事实的，而且是结论先行和简缩化的。一个坚持历史发展是沿着必然的、直线的路线，而另一个把复杂的现象简缩为只含有单一成分的部分。

我们需要做的是从实际的悖论现象出发，寻求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概念，而不是凭藉悖事实逻辑来否认历史现象。学术探讨应由史实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再把历史削足适履。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把两个古典理论与其共享的规范信念造成的认识桎梏放置一边了。
三、 过密型增长与过密型商品化

这里我简短地回顾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说明我想提倡的途径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书中，我面对矛盾的历史现象，首先企图通过肯定两代学者和两个古典理论各有的部分道理，来寻求一条调和的途径。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的悖论现象向以往两代学者和两种理论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提出了挑战。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们如何来解释诸如蓬勃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并存的悖论现象？以及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悖论现象？或是城市工业化与乡村不发展并存的悖论现象？

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过程本身的内容。我们习惯地认为农业商品化是由经营式农场主的牟利活动推动的。这是来自斯密和与马克思熟悉的英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也应一样。于是，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均企图找出经营有方的富裕农民。然而事实是，这类情况在清代仅占商品化过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况是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14] 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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