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的空间。只有国内市场得到较高程度的发展， 各种产品的价格决定□制从市场中产生，才会有益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接轨，贸易 也才具备了自由化的基础和迅速发展的基础。有一点值得在这里提出的是：尽管中国目 前市场的组织架□已经初步形成，市场的游戏规则也在完善，但是，市场的灵魂，即信 用却仍然没有树立起来。计划经济因为是“看得见的手”在进行运作，市场的基础不是 契约，而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在操作，市场的基础是契约，因而信用这一契约的 基础便成为市场是否能有序运转的关键。中国国内市场目前缺乏信用，尔虞我诈充斥， 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 因此，建立市场的灵魂即法则与法规，使市场具有 信用基础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课题。外国资本、产品的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的 执行，必然会有益于中国市场规则的建立与健全，促进市场架构的进步。只有市场架构、 市场规则、市场惯例建立、健全起来，才可能使得市场具有力量，在开放的基础上、竞 争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自我良性循环。

三、中国市场出现的需求不足，是内因促成还是外因造成？外国产品、资本的涌 入，是中国市场出现过剩、需求不足的主要因素么？入世后会加重这种情况么？笔者认 为，今天中国市场的结□过剩现象主要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造就一大 批全新观念的年轻消费者，可能会有助于需求的提高，但要注意社会对未来的提前透支。

相对于人们的购买力，中国市场出现普遍的过剩(据国家计委有关部门统计大约为 70%的商品属于这种情况)，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是个不争的事实，从而商品的价格普遍 出现了下降。关于这一现象原因的分析有各种说法，如中国产业转型、收入分配差距较 大、缺少适宜的消费品层次等等，但笔者认为，国人，尤其是具有购买力的城市居民不 愿意消费，却格外注重储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而在促成人们注重储蓄的原因 中，人们时下的预期心理作用则是我国居民储蓄增长较快的根本原因。宏观经济学将储 蓄的产生分成了因购买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促成的几类，今天中国的储蓄增长 可以主要归结为不确定性决定的谨慎动机在起主要作用。在经济生活中，确定性与不确 定性是一对矛盾，它们给予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居民的储蓄行为的影响也是 不同的。一般认为，当人们的生活具有完全的确定性时（即不确定性为零），居民因为 生活的一切现实、未来需要都已经明白无误地被他人安排妥当，个人努力在这种环境下 没有很大意义，造成储蓄的各种动机被完全的确定性限制住，人们的储蓄意愿会相当低， 极而言之可以趋于零。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在５０－６０年代，以至文化大革命中，由 于个人自出生至最终去世，一切几乎全部由国家（它的化身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单位）安 排并包下来，因而居民的个人储蓄意愿不高，加上各种正面宣传，人们甚至会将已有的 储蓄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当随着不确定性加大，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会发生变化，不安 定的预期使储蓄意愿提高。但当不确定性趋于无穷大时，人们的储蓄受到化为乌有的威 胁时，储蓄意愿空前低落，将会趋于零。旧中国１９４９年秋季，国民党政权在大陆风 雨飘摇之时，同等重量的纸币难于买回同等重量的大米，货币几近废纸，该政权的不确 定性已经达到无限大，人们的储蓄意愿当时不仅为零，甚至为负。中国自从１９７８年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们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愈来愈多。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涉 及的领域日益宽广，需要人们牺牲当前消费以保证未来消费的情况愈来愈多：住房、子 女上学、医疗保健、退休养老，等等，个人将比重愈来愈大地承担起过去由国家无偿提 供的消费。然而，面对日益增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未来 前途充满信心，对于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绝无疑意，对公有制的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非常信 任。于是便出现了已有的储蓄事实上在贬值，或者只能得到极低的收入，但居民储蓄却 不断增加的情况，它反映出人们对于中国前途的信心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认识的提高。 已有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前景看好，在一定程度内，不确定性的 日益增大，银行储蓄的收益降低，反而会促使居民储蓄进一步上升，这与一般西方国家 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相当不同的，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规 律。在现有的社会保障架构下，盲目鼓励提前消费，如“用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 说法，很可能造成对未来社会的透支，引起不稳定或增加社会的支出。四、外国产品、资本的涌入，是造成中国出现人员下岗分流的主要原因么？入世 后会加重这种情况么？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相反的，结构性下岗的出现是中国经济结构 转型的结果，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作更多的工作。

根据中国改革开放20年成果的公布，在华运作的外国直接投资，包括独资、合资、 合作等各种形式，共吸纳了1800万人(也有报导说包括间接创造的岗位，共吸纳了2500万 人)的就业。这在沿海地区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讲，从总的情况来分析，外资的涌入、在 华经营，创造的工作岗位要比影响到的工作岗位多，这是大家都会承认的事实。如果我 们作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中国就业的问题远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解决起来也 并不容易。首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相当程度上是产业结构转换造成的，经济结构的转 换是任何经济都需要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转换之前相比较，新的产业在资 本－劳动比方面，一般都会有较大的进步，即同量的劳动要使用更多的资本，但反过来 也可以讲同量资本将使用更少的劳动。如果这种转换主要体现在用更新的资本－劳动比 替代原有资本－劳动比来生产原有产品的话，新结构对劳动的排斥是十分明显的，除非 对原产品的需求产生突破性增加。其次，如果我们考察下岗人员的年龄结构，就会发现 问题特有的复杂性，目前失去工作机会的人员，大多出现在所谓“夕阳型”产业，年龄 在40多或50多岁。由于文化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具备的知识结构与工作经历，基 本难于适应经济结构的转换，年龄又使得他们较难接受新的转岗培训，几乎不为结构转 换所吸纳，基本成为结构进步的牺牲者。而年龄较轻者则存在接受再培训适应社会的可 能。这是一次淘汰式痛苦的就业调整，也是对不合理的收入结构的调整(按贡献、相对于 生产率而非工龄付酬)。加速这一进程会迅速转换中国就业的产业、年龄、收入结构，会 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最后，中国经济结构变换的方向，尽管符合历史趋势， 却显然会造成就业问题，因此作为人口大国，一点也不能放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即便是作为过渡，从对一代人负责、从社会安定与减轻社会负担的角度也必须这样做。 外资的进入可能会给这些劳动者以契机(如珠江三角洲的港、澳、台资开设的劳动密集型 的工业企业)。

四、面对入世：中国准备仍有缺陷

尽管说法不一，在与美国、欧盟（以及先期的日本、加拿大）达成入世协议，并 与WTO就入世的多边议定书开始谈判后，中国距离成为WTO正式成员已经为期不远。在 中国即将入世之时，准备工作如何？我们是否适应从过去在双边经贸关系下从事经贸活 动，转变为在多边经贸体制框架下从事经贸活动？是否了解中国将在入世后，会受到世 界多边经贸体制与原有双边经贸关系承诺的双重约束？是否意识到我国将会成为世界反 倾销最大的受害者？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是否考虑到，过去的准备工作具有针对性不强、 甚至存在误区的事实？笔者愿意提供自己的一点思考。

一、 中国的入世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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