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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在空间方面的主要表现就是致力于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部发展关系”问题。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着是否正确认识和处理东西互动问题。这是我国过去现代化发展遇到的一大难题，也是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需要继续解决的一大战略问题。本文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分析50多年来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在东西互动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为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  旧中国的经济是一种半殖民地经济，为数不多的工业设施70％以上偏集于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狭长地带，广大内陆除武汉、重庆等极少数长江沿岸城市外，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工业。针对这种状况，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我国在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进程中，总体上选择了重点发展内地，沿海服从内地的战略，其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重点西进。
　　第一次是1953年开始启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五”计划时期。当时国家经济建设布局的指导思想是：“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地分布工业的生产力，使工业企业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适合于巩固国防的条件，来逐步地改变（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状况，提高落后地区的经济水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3页。）。为此“一五”期间除在沿海老工业基地有重点地进行改建、扩建外，基本建设项目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全国基建投资1952年沿海地区占43.4％，内地占39.3％，到1957年沿海地区下降到41.6％，内地则上升为49.7％（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因扣除全国统一购买的机车车辆、船舶、飞机的费用，所以两项相加不等于100）。在苏联援建的156项大型工程最后实际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内地为118个，占79％；沿海为32个，仅占21％。（注：董辅＠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1页。）。
　　第二次是“三五”计划开始以发展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的“三线建设”。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我国面临国际局势和周边环境急剧严峻的情况下，国家把投资重点放在三线地区，形成了我国经济布局的又一次更大规模西进。从1964至1978年，国家在三线地区累计投资约2000亿元，形成固定资产1400多亿元，占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总额的1/3，相继兴建了2000多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形成了45个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的大型生产科研基地和30个新兴工业城市。由于三线建设的巨额投资，“三五”时期内地占全国基建投资额的比重高达70.6％，沿海地区仅占29.4％；“四五”时期内地仍达60.5％，沿海地区为39.5％（注：国家统计局：《1949-1984光辉的三十五年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版，第171页。）。
　　两次经济建设重心的大规模西进，理论界颇有异议。应该说，从我国生产力布局和长远发展的视角，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效应。
　　第一，内地区域经济实力增强，初步形成了自我发展能力。经过近30年的投资建设，1978年内地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52年的41.7亿元增加到1792.9亿元，占全国工业固定资产的比重从28％增加到56.1％，上升了一倍多（注：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1949-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38页。）。内地建立起一大批工业骨干企业和几十万个地方中小型工业企业，初步形成了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运输干道和地方综合运输网，甚至拥有当时国家尖端科技产业和实力雄厚的国防军事工业。从区域工业化的性质来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空前的现代化开发，使西部广大地区在短时期内跨越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迅速缩小了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为发展内地经济，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第二，为东部沿海地区开辟了资源来源与市场。经过大规模的的内地建设，建立起了煤炭、天然气、稀土矿等几十种开采业。改革开放初的“六五”期间，沿海12个省市中仅煤炭每年从内地净调入量就占全国净调入省总和的78％以上。辽宁、广东、上海、天津、江苏的有色冶炼厂，85％左右的原料来自内地（注：陆大道：《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同时，改革开放前全国人口58.9％分布在内地，亦即劳动力资源和工业品的消费大部分也在内地。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内地的开发是分不开的。因此，开发内地，使生产力的布局逐步向内地推移，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的。
　　但从提高全国工业整体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看，又是不理想的。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两次西进战略忽视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互动关系。
　　首先，人为地抑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西进过程中，不仅沿海工业的改造、扩建、新建的投资少了，甚至沿海许多项目内迁。据统计，1964-1971年，全国内迁项目380个，内迁职工145万人，内迁设备3.8万多台（注：汪海波主编：《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版，第349-350页。）。以致使沿海地区的工业增长速度低于内地，1953-1978年间，西南、西北、中南地区工业增长速度都超过全国平均值，东北华东两大区正相反。其中，1966-1978年间，全国工业年均增长10.2％，东北区只有8％。综合性大工业城市天津、上海在“二五”期间年均增长只有0.5％和5.7％（注：陆大道：《中国工业布局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9页。）。非常清楚，比较落后地区有超乎平均值的，但绝对值是微小的增长，是以抑制乃至牺牲经济技术基础较好的沿海地区绝对值大得多的增长为代价的，使20世纪五十年代初曾经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肩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远远地落在后面了，不仅严重影响全国的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了对内地工业的支持。
　　其次，在计划经济下回避了区域间的经济竞争和忽视了地方、企业合理的经济利益，加上内地广大传统的农牧区和少数现代工业城市并存的典型二元经济结构，使其客观经济效果并不理想。从宏观投资效益看，1953-1978年，内地基建投资占沿海与内地总和的60％，国内生产总值只获得了年均5.7％的增长速度，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42元；沿海地区基建投资占4n％，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68元（注：根据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95-597页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计算。），内地基建投资效益不及沿海地区的2/3。这导致了对内地的投资倾斜不仅其自身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且也未能有效地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作用，促进东西联动与合作。这种“损东补西”缺乏东西联动与合作的长期西部倾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显然，改革开放前30年在处理东西部发展关系上，问题主要不在于战略重点西进，而是在于忽视了东西互动。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总结了“一五”时期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的经验，提出了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的新思路，同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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