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虹等(2010)由(2)式和络菲(Novy，2006)由(20)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如果双边贸易增加，那意味着双方开展贸易相对较容易，贸易成本下降；而如果产出增加并没有带来双边贸易的增加，那实际上意味着双边贸易成本上升了。这是他们整个模型的核心结论，其他计量结论都由此而来。实际上他们研究的就是一个国际贸易成本与贸易量之间关系的问题。
    这里笔者也使用与方虹等文中相同的贸易成本概念，包含生产成本在内。笔者认为，他们的结论颠倒了国际贸易成本与贸易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可靠的。他们模型的逻辑关系是贸易成本由贸易量决定。笔者认为，国际贸易成本与贸易量之间的逻辑关系绝不是贸易量决定贸易成本，但贸易量会影响单位贸易成本水平。正确的逻辑应当是，生产决定贸易，国际贸易成本决定贸易量，贸易量反过来会影响贸易成本。贸易成本是既定的，贸易量是丛生的。
    影响两国贸易量增加的因素很多，绝不可以由此推出都是贸易成本下降的结果。贸易量增加或减少，未必就是贸易成本下降或上升所致。比如当地供应商转移产业到贸易伙伴国，减少当地供应，增加了国际贸易需求和贸易量，但贸易成本可能上升，或者依然没有变化；如果贸易成本上涨速度不及贸易量增长速度，那么单位贸易成本就表现为下降；如果贸易成本上涨速度超过贸易量增长速度，那么单位贸易成本反而表现为上升。在经济危机时期，两国需求减少，贸易量下降，而贸易成本可能没有任何增加，甚至减少。如果两国产出增加，但两国增加国内消费，双边贸易量可能没有增加，并非就出现贸易困难，贸易成本可能依然如故，贸易成本未必就上升。
    方虹等(2010)计量显示出中国贸易成本呈下降趋势的结果可能并不可靠。其实，他们所得出的应该是中国单位出口贸易成本下降的结论。导致这种单位出口贸易成本下降趋势是由于其间中国出口贸易量迅速增长的结果，并非贸易成本本身真实下降。由于规模经济效果，贸易成本中可变成本部分随贸易量增减而变化，但不可变成本(固定成本)不随贸易量增减而增减变化。随着中国出口贸易规模迅速增长，出口单位平均的贸易成本就可能下降了，特别是当中国出口贸易成本上升速度不及出口贸易量增长速度时，就表现为单位贸易成本下降。而实际上，中国出口贸易成本是缓慢上升的。实际各行业、各企业出口贸易活动综合在一起的情况很复杂。而且，各年份中国与不同国别的贸易成本有的增加，有的可能减少，并非与任何国家年年都一样是下降的。以模型计算所得出的单位出口贸易成本下降结论可能会误导人们以为中国实际贸易成本也是下降的。
    当前，在我国沿海一带从事出口贸易的企业面临微观贸易成本高涨的压力，一些民营企业出口成本过高而失去国际竞争力，出现出口困难，现金回流紧张，甚至经营亏损而停产或倒闭；一些国有大企业成本压力稍小，但在国际资源价格高涨、通货膨胀、融资成本和环境成本增加以及工资福利开支增大情况下单位出口成本大幅度上升，竞争力受到削弱，盈利空间缩小，个别企业也开始压缩产能。就全国来讲，由于中国贸易规模相当大，全国道路、码头、海关报关、航运、商检等综合宏观费用因巨大的贸易规模效应而拉低单位出口成本。总体来讲，目前中国外贸成本呈下降趋势。当然这是从全体企业进出口贸易统计得出的结果，没有考虑国家财政为鼓励和便利贸易所垫付的开支和投资的折旧成本，如果加入这块成本，结果会是不同的。如果当前企业的微观出口成本得不到控制，上涨过快，超过宏观成本的拉低效果，结果也可能会出现总体外贸成本上涨的势头。
    自乌拉圭回合谈判完成之后，多边贸易谈判一直没有实质进展，各国关税降低步伐几乎止步不前，减让很有限；各国非关税壁垒日益增多。只有那些与中国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才对我国商品降低关税。近年来，中国除金融危机期间增加出口退税外，降低出口退税水平是一个趋势。中国除交通改善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外，其他的外国非关税壁垒增加、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值、海运费增长、签证费增加、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及社会福利增加等因素都不利于降低贸易成本，却有推动其上涨的趋势。
    目前，西方学界对贸易成本的研究主要采用重力模型方法，把空间距离作为影响贸易成本的重要参数。可是，贸易成本的距离弹性估计很难。实际上，运输成本仅仅是贸易成本的一部分。
[align='center']        [/align]                             经济规模大小与国际贸易流量、贸易成本之间没有密切关系。重力模型没有考虑到国际贸易流动对国内市场的商业供应影响，因而需要研究国内产品与进出口产品之间的替代关系。在重力模型中，贸易量与贸易成本成反比。这是不能成立的。
    用贸易量、产出量为变量测度的贸易成本一定是包含生产成本在内的“全成本”。西方经济学试图以贸易量、产出量用重力方程来测度贸易成本，使得国际贸易成本研究走上了不归路。贸易量本身是受贸易成本影响和制约的变量，产出量与贸易成本也有复杂关系，以贸易量、产出量为变量测度贸易成本就更加扑朔迷离。由此可见，由国际贸易流量推断国际贸易成本是本末倒置。用重力模型方法充其量只是定量研究贸易成本的手段之一。
    贸易成本应在定性、定向基础上做定量描述，而且只能由贸易成本决定和分析贸易量，而不能由贸易量反过来推测贸易成本。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贸易成本是可以根据实际费用开支计算出来的，无需测度。
    五、结论
    国际贸易成本是国际贸易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尽管它已不是一个新概念，但近年来国际贸易学界开始重新关注国际贸易成本问题。不同学者对国际贸易成本概念界定、性质、补偿方式、影响、测度方法等的认识差别和分歧较大。本文在对国际贸易成本概念界定和分类基础上，将马克思价值理论和流通费用理论扩展到国际贸易成本理论研究上来，分析了制约国际贸易的规律与形成基础、国际贸易成本对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影响、国际贸易成本与价值量及贸易量的关系等。
    笔者认为，国际比较优势规律和国际价值规律分别沿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条既关联又区别的路径并行制约国际贸易，分别具有不同的形成基础。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生产创造出来的价值是一定的、客观的，不由贸易任意增减，但可由贸易发展状况影响对外实现的价值量。国际贸易成本的构成复杂，在价值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补偿方式也不同。社会对贸易成本的开支并不是都能得到补偿，补偿只限定在必要的开支范围内。国际贸易成本不仅对国际贸易规模、贸易流向、贸易结构、贸易空间范围、贸易模式、国际竞争力具有复杂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分工产生一定的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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