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达到较高水平的情况下，超前地进入了更加注重“发展自身”和“企求安全”的阶段。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人们在“发展”和“安全”方面的需求，与“生存”和“享乐”需求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主要是人们对自身未来的一种投资，所以说这是居民收入大量变成“人力资本”这一形态的“收入资本化”。说明市场经济的改革，已经激发起了公众在竞争中求生存、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和保障自身的意识，它适应了产业知识化、市场化的需要，比过去主要依赖国家的情况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种情况并不尽然有利：一是，“发展”和“安全”所涉及到的，很多属于教育、文化、医疗之类的事业型部门，它们虽然与工业有一定关联，但不是那么强，当大量货币支出转向这些领域时，显然会与我国当前的工业化进程产生矛盾。二是，安全和发展所需费用比一般耐用消费品高得多，其发生具有预期性，一旦多数人强化了这种意识(前述城镇中等收入层积累倾向最强已说明了这一点)，将对即期消费将形成某种抑制。所以，目前出现的居民收入“人力资本化”，属于一种超前于我国经济现状的动向。
  (2)居民积累的两极分化，使高收入者的积累转变为过量的投资资本
        收入基尼系数     积累基尼系数
  1986     0.8556         0.7626
  1990     0.8476         0.7525
  1996     0.8198         0.6528

  由上表可见，长期以来城镇居民的收入与积累的不平等性都在上升，但这期间积累基尼系数的降幅大约是收入的3倍。这显然是高收入者在充分满足了各类需求后，仍然保持了较多的结余，因此才会使其积累越来越超过中、低收入层。根据到1996年的数字推算，当时全国城镇居民3.89万亿元的储蓄存款中，占居民20%的低收入户只占有5.62%,60%的中收入户占有32.34%,而其余20%的高收入户则占有了62.04%。比之中、低收入层，高收入层既无“生存”和“享乐”不足之近忧，亦无“发展”和“安全”的远虑，他们的积累就只能大量投资。
  无须讳言，发展市场经济需要一批“资本家”提供发展积累，但是，当收入分化过度而导致投资过剩时，就会再现那个“煤矿工人买不起煤是因为煤太多了”的故事。因此，社会公平并不只是道德或政治问题，它首先还是在经济上保证社会总需求增长的一个条件。再者，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中有的素质不高，在“原始积累”阶段他们可以起积极作用，但随着需求结构升级，其资源运用能力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这也会形成一部分不善择向的过剩资本。
  (3)相当数量的腐败收入，转化为危害性很大的腐败资本
  如果把家计调查的城镇居民每年的收支结余累计起来，理应略大于其银行储蓄余额，因为结余中还有持币和其它金融资产。但我们计算了19861996年的家庭累计结余，与这期间银行新增储蓄比较，前者是13836亿元，只有后者29792亿元的46%，如果再加上其它金融资产，就意味着城镇居民大约有60%的收入“不明来路”！根据向各方的请教，这里主要有5种情况：第一是统计的技术性误差，第二是“农款城存”，第三是银行重复统计，据推算三者约占存款总额的20%，应作扣除。剩下占40%的两笔就值得注意了：其一是“公款私存”。必须指出，如果不是为了“私用”就无须“私存”，所以这应属严格意义上的“腐败积累”，据多方面报道它约占10%。其二是瞒报收入。其中高收入者为逃税、低收入者“哭穷”都可能瞒报，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少国有单位的“腐败收入”也占有相当比例。按这期间国有经济成份平均40%的构成，作保守些的估算，这部分约占12%左右。据此推算，目前全国的“腐败积累”约有70009000亿元。
  能获取腐败收入的人，多是权力的掌管者或“权力经纪人”，所以他们的消费需求满足程度一般是比较高的；同时，目前居民发展和安全所涉及到的多属国有事业单位，这类人在这些方面的需求可以通过权力的交易而获取，其积累也不会更多地转化为这类支出。于是也要大量去“投资”。这种“腐败资本”的最大问题，是它在运用上往往与权钱交易结合在一起，会产生一种“腐败投资的乘数效应”，进而引出更多的腐败行为。这不仅干扰正常的资源配置秩序，还造成政府决策上的许多失误，危害性极大。
  超前的“人力资本”，过量的积累分化剩余，再加上危害性很大的“腐败资本”，共同形成了当前经济生活中居民收入超常的资本化现象，这是居民积累倾向强烈、消费难以正常增长的直接导因。
  3、制度推动：先是无序、后是匆忙的“公共部门市场化”
  针对消费需求的启动困难，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丁宁宁提出了“启动社会预期”的思路，其要旨，是在退休和就业保障、住房、教育等方面减轻居民的自我积累压力，以利于其增加即期消费。这个思路较之单纯刺激消费的办法无疑进了一步，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由于我国的“公共部门”早已进入了先是无序、后是匆忙的市场化改革，其实行起来相当困难。
  众所周知，按照是否符合“需求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市场均衡价格形成条件，发达国家将所有社会行业，区分成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两大类。一般说来，工业、商业、建筑业、短期服务业等符合上述规则，易于形成市场供需均衡价格，故而均纳入了私人部门，放开市场调节；而国防、治安、基础教育和科研、基本医疗卫生保障等，则因其或多或少不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则（比如一般说教育程度越高效用越高），其中许多行业还因供需实现有较长时差，会出现诸如初级农产品那样的“蛛网效应”式的供需失衡，故被列入“市场规则失效”领域，增强了公共介入。由于公共部门具有调节公平、增大有效需求的作用，尤其是它们涉及到了人类自身的安全和发展，所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曾形成过一个强大的公共部门，其集中表现为80年代初占西方国家GNP30%40%的财政开支。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个人对于安全和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大，公共部门不断膨胀，不仅国家不堪负重，且过度的公平也降低了效率。所以从80年代中期起，英、美两国率先开始了由居民自我负担的“公共部门市场化”改革。但这场改革进行得并不容易，其有两个难题：一是原先被纳入公共部门者市场适应性差异很大。所以管理上也很多样，有国家完全代行消费者和生产者主权（例如国家安全、基础教育等）、国家全部代行消费者主权（例如军事科研等）、国家部分代行消费者主权（例如大学生资助、食品券等）等多种形式，改起来也就非常复杂。二是这项改革还须依赖居民很高的积累水平。这是许多国家短期内不易达到的。所以公共部门市场化改革虽然搞了很久，至今也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美国条件是最好的：其有自由主义的传统，而且仅1994年至今居民新增积累就高达12.5万亿美元，但克林顿上台时就要搞的医疗制度改革至今仍难有突破，甚至取消多年的食品券也在酝酿恢复。
  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政府原先几乎包办了全社会，市场经济学所说的公共部门就更不待说，兼之居民积累水平低下，因此要推进这种改革难度本来就大得多。而一个特殊背景是，1993年起的市场取向改革虽然本身是正确的，但特定原因使之带上了一轰而起的“运动”色彩，加之当时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的影响，于是“将一切推向市场”成了时尚，公共部门改革在无调研、无方案条件下，被完全无序地推开。中国公共部门多属国有事业单位，其固定费用纳入了财政预算，并无成本约束，根本无法在短期内实行生产自主化，加上当时的货币超发行，结果造成这些部门的价格暴涨：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扣除食品类上涨16.4%，而医疗服务涨价20.2%,书报杂志涨34.3%,学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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