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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再次转身
15年里，上海浦东新区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还有政府庞大了，服务萎缩了，增长放缓了……浦东陷入了一个必须依靠再次大张旗鼓改革的境地
□记者 钟加勇

金秋的浦东新区，正在期待着再次改革。
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作为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方案。这能否延续过去15年的浦东神话？
 
第二次选择
“每个城市的发展都有一个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也就是10－20年。”英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彼得·霍尔在《城市文明》中分析了2500年的城市发展史，包括公元前500年的雅典，14世纪的佛罗伦萨，17世纪的伦敦，18世纪的维也纳，19世纪的巴黎……这个规律看上去也适用于世纪之交的浦东。
自1990年开始开发以来，上海浦东新区以年均21.3%的经济增长速度，让昔日阡陌纵横、默默无闻的农田菜地呈现出一个高高矗立的现代化城市轮廓。
然而，从第16个年头开始，这种靠政府主导的招商引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增长模式在浦东变得难以为继了。由于遭遇土地和能源的瓶颈，伴随着商务成本的高涨，外资项目和工厂开始纷纷撤离。这让浦东的“生命线”第二产业在这个年头应声下落。同时，虽然浦东一直希望全力打造服务业，但其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却从未超过50%。
人们发现，这个日益现代化的城市高楼里面，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物流中心等等城市功能并没有像外界想象的那样发挥它所应有的作用。这让一贯先行先试的浦东一时陷入尴尬的境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了浦东作为中国第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方案。与15年前不同，这一次，中央对浦东的要求是“3个着力、4个结合”——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要把改革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结合起来，把实现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结合起来，把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结合起来，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推动全国改革起示范作用”。
这应该是至今为止中国政府宣布“2005年为中国改革年”后最大的一个改革动作。不过，当记者来到浦东新区政府采访的时候，这里的气氛却相当谨慎。
“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事情我们不做宣传。”浦东新区新闻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国务院批准了《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方案》后，浦东曾准备在9月份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然而发布会后来因故推迟。时至今日，就连新闻办的工作人员也不知这个外界日益期待的发布会何时成行，而综合改革试验区要改革什么内容也一时变得极为敏感。据说来自中央领导的指示是“只做不说”。
记者在浦东新区政府规划委的办公室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打印关于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讨论文件，准备呈给各相关领导，不过这一切在没有定论之前尚不能公开。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社会和经济如何协调改革还在酝酿阶段，各部门尚未达成共识，怎么做还要等。”
在外界看来，浦东作为第一个获批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将是浦东“二次创业”的机会，但实际上，记者在浦东的采访中总能感受到这样一种氛围：虽然综合试验区有利于时下正在倡导的和谐社会的建造，但对浦东来说，却是对过去15年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下一步该怎么走，当地政府相当审慎乃至踌躇。

外资尽头
在第15个年头之后，浦东利用外资这条生命线遇到了瓶颈，历来鲜有负面新闻的浦东开始不断有媒体报道外资撤出的消息。
一直十分关注外资流向的上海社科院外国投资研究中心主任李小钢早就看到了这一现象，并且刚刚完成了一个上海市政府委托的热点课题——《近5年上海外资进出状况调查》，他告诉《商务周刊》：外资撤离最早起源于美国的3M公司。
3M是最早（1984年）进入上海的跨国公司，那时候浦东新区还没有成立，20年来始终没有在上海以外的地方设过分支机构，并不像诺基亚、西门子等跨国公司，除了上海，还在全国布点。但是，2005年年初，3M还是把一个分部搬到了苏州。
3M的撤离被当作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由此开始，一些已经在上海和浦东设立的外资企业，开始向周边城市甚至更远的地方转移。2005年8月，贝尔阿尔卡特宣布即将成立的研发总部并没有放在浦东，而是远走西部的四川成都，据说整个公司的总部将可能随之搬迁。与此同时，像英特尔、西门子这样较早在浦东落户的外资企业也没有继续在浦东追加投资、扩大产能，而是选择了向外走。
不过，这一现象从官方的统计数字上却看不出来。浦东新区经贸局综合发展处处长陈炜告诉《商务周刊》：“浦东的外资招商今年截止到现在就已经40多亿美元，而去年全年才32亿美元。”
“这主要是因为外资的撤离不是一种外移，而是一种外扩。”李小钢解释说，外移就是拔根的，就是把整个公司都撤出，像联合利华就有这个味道；大部分公司都是外扩，上海的机构还保留，只是工厂外迁，或者只是在外地再建一个新厂。
但李小钢提醒到，外扩其实也意味着外资把最好的那部分从上海转移了，因为它新设在外地的工厂或部门肯定更具有竞争力或者技术水平更高。他在课题调研中发现：虽然外商投资从统计数字看还继续往上走，但里面具体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实际上，虽然外资的变化在产出方面的影响有滞后效应，但已经日益显现。由于浦东过去的外资项目多数集中在制造业，因此，外资的竞相离去让浦东今年的工业总产值突然掉头向下。与上海市工业总产值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显得不相协调的是，浦东今年以来的增幅非但没有再现过去20%以上的高速增长，反而只有全上海的一半。
这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令浦东上上下下充满了忧虑。一位开发区老总曾私下总结到：浦东现在还是“九五”期间引进了大批10亿美金以上的大型项目，比如通用汽车、华虹NEC、克虏伯钢铁等，而“十五”期间一直没有10亿美金以上的大型项目，“现在后劲没了”。
外资的撤离，其实跟浦东政策优势的丧失以及越来越高的商务成本有关。翻开浦东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优惠政策史。“八五”和“九五”期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先后下发了中发（1990）100号、国函（1992）5号和国函（1995）61号三个文件，给上海和浦东赋予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为浦东筹措了大量资金，同时，允许浦东对外商投资项目的税收实行“五免五减半”、“二免三减半”优惠等等。
现在，这些优惠政策大部分期限已到，与此同时，中国已经从局部开放走向全面开放，浦东不得不和其他地方展开竞争。但高企的商务成本，让浦东的优势无论跟苏州还是昆山相比都变得荡然无存。3M苏州工厂厂长费韶章在谈及商务成本时说到：“同样是买断50年的使用权，浦东外高桥的价格是110美元/平方米，而苏州工业园区的公开报价仅为15美元/平方米。”
“在这种情况下，外资流出上海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沪宁路，一条是沪杭路。” 李小钢向《商务周刊》描述，这两条路中，能够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较好的守住大门的是沪杭路方向的松江，因此上海的外资流到浙江嘉兴一带的不多；而嘉定则守得比较差，从沪宁路走的外资根本在嘉定停都不停，直接就奔向苏州和昆山。
这种外资流向的结果是，近年来苏州吸引外资数持续超过了上海。2004年，苏州外资总量在全国大中城市排第一位。

反思傻瓜模式
“我讲一句刻薄话，现在的开发区模式任何一个都可以成功。”在做过几百个关于各种开发区的课题调研之后，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向《商务周刊》这样总结现行的开发区模式——授权给你，然后就是圈地，赶农民，把土地抵押给银行，拿出资金滚动，制定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然后地价可以倒挂，税收可以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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