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可以拖欠社保基金，这样当然GDP就上去了。
“这种模式仅仅出政绩，老百姓却非常穷。”杨周彝以长三角某开发区为例计算，该开发区的人均GDP高达14万元，走在全国前列，但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却只有1万多元。“一般来说，GDP里的1/3是可支配收入，它却连1/10都不到。然而，这个开发区现在做‘十一五’规划时还提出年均要增长33%以上，也就是5年要翻两番。”杨为这样的GDP感到担忧：“这有什么意思。”
“以资源换投资的模式，最终让开发区只能沦为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外资只是借贵方一块宝地和廉价的劳动力。”杨周彝告诉记者，他在东莞考察耐克、阿迪达斯的鞋厂后发现，这些厂都是五六万员工的大厂，平均每个劳动力2小时就生产一双鞋，卖到国际市场是150美元以上，结果工人2小时的工资收入是10元人民币，占整个产值不到1％。这让他一直在想：“改革现在迈到这个地步，单纯在制造业领域为引入外资而引入外资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更为恶劣的是，从这个开发区到另一个开发区之间，出现了一种叫“松脚型”的企业，今天在这个开发区混不下去或者其他开发区更优惠，它明天就走了。杨周彝批评了台湾电机电子公会每年对中国大陆投资环境的评比，他说：“这个排名前两年都是昆山第一，现在看到昆山地价也上去了，土地剩余不多了，突然就改成了其他。”
上海圣博华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师孙业利对这种“松脚型”企业颇有体会，这位曾任浦东经贸局副局长、从事浦东招商引资十余年的下海官员向《商务周刊》回忆到，浦东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到广东招商，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优惠政策到期了，结果为了享受浦东当时的优惠政策，一批这样的企业就向浦东“哗啦”而来，后来又辗转昆山而去。这就是典型的“松脚型”企业，它把设备搬过来，工厂搬过来，等过几天这个地方优惠过期了，它又搬到其他地方。
“它没有形成新的产业，而是不断的迁移，在这过程中，就贴上了国家的税收。”孙业利认为，“这对国家资源是很大的一个浪费，因为就在可以收税的时候，却有另一个地方让它又享受避税港的优惠。”
同时，这种开发区恶性竞争的结果是，越发达的地区搞工业亏得越大，除非你是那种绝对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正是处于这样的瓶颈下，今年浦东的GDP同比跌去了6个百分点，而金桥出口加工区的工业产值则直线跌落了40个百分点。
开发区模式的终结让浦东重新回到了现代服务业的正路上。2005年4月，上海市委常委会根据正在编制的《上海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实施纲要》对浦东进行了重新定位。按照浦东新区区长张学兵的设想，争取通过三年的努力，把现代服务业的比重提高到55%左右。
浦东经贸局综合发展处处长陈炜告诉《商务周刊》，现在浦东跟长三角有了一个战略分工，浦东作为长三角的服务平台，投资者在慢慢把服务平台的要素向浦东集中，然后把生产要素向江苏、浙江集中。“浦东就是总部经济，跨国公司集团内部的一个服务平台，有财务服务、研发服务、设计服务、采购服务、销售服务等等。”陈炜说。
不过，浦东这样的定位依然受到来自苏州等地的挑战。“最明显的就是上海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结果一个星期都不到，苏州也提出了类似的战略。”社科院的李小钢向《商务周刊》笑谈到，现在上海出现了一批叫做“星期六专家”的学者，他们既为上海及上海各区政府提供咨询，同时又在周末“走穴”时，把这些思路完完整整地带到周边地区。

重回服务业
当浦东再次把眼光聚焦在第三产业的时候，一些数字并不让人乐观：从2000年开始，浦东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徘徊不前，甚至有所下降：2001年占47.3%；2002年48%；2003年46.4%；2004年占47%。
与一些国际大都市相比，浦东差距更大。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提供的数据表明，1990年代初期，伦敦、纽约、东京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分别达到了82.6%、81%、76%；2002年，香港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也达到了87.5%。
实际上，在1936年以前，上海的GDP结构中，服务业也曾占到72％，这让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十分期待旧上海那份服务业的繁荣。他说：“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香港，上海是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远远超过东京，可惜解放后服务业都衰落了，结果到改革开放前期上海服务业只有27％了。”
“1996年的时候，上海就有一批专家深切地感到，再继续靠发展制造业，对上海的‘三二一’产业结构是很不利的，然后就提出应该在浦东率先发展服务业。”杨周彝向《商务周刊》回忆到：当时由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和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组织了一批专家到“川沙宾馆”讨论了3天3夜，并赶在4月18日朱基到浦东的时候呈上了一个讨论方案，朱基看了非常满意，国务院随即下发61号文件，允许浦东在发展服务业方面先行先试，之后出现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试点，开始是9家，后来是28家，一直到2000年入世以后，才允许外资银行在各省建立分行。
不过，虽然上海有着强烈的摆脱制造业、全力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倾向，其注意力和资源倾注在打造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物流中心上，但服务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像开发区模式打造制造业那样谁都可以成功——它需要足够的时间积累和智慧创新。以金融中心为例，上海想以目前的金融体制、银行结构带动全市经济，自然面临银行质素、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等国内外不接轨、市场不规范的巨大障碍。
根据上海社科院李小钢的观察，2003年的时候，上海发起金融中心的攻坚战，第三产业曾经一度超过第二产业。但是由于服务业找不到新的增长点，第二年又回到了制造业上来。 “现在上海还是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下这个定论是可以的。”他说。
现在，服务业又被大张旗鼓的提出来。“关键要真的转变思维。”在杨周彝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从最开始就是制造业，结果形成了现在的思维定势。
由于制造业更容易拉动GDP，在这样的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当然更愿意引入大型工业项目。制造业上一个大项目投资就是10亿美元，而服务业往往都是中小企业。
“我是坚决住在浦西。”在浦东工作了十几年后，杨周彝依然觉得浦东的生活服务环境太差，在浦东的世纪大道上，走半天也买不到一瓶矿泉水。他专门总结的一句话是，“好看不可亲，缺少起码的人文关怀。”
“在陆家嘴我们的楼是顶级的，可以看黄浦江，但是中午我们只能在大厅里逛来逛去，没有任何消遣。”这是科尔尼公司的一名女职员对浦东缺少生活设施而发出的抱怨。
一位第一批搬入浦东联洋小区的住户后来也到浦西买了房子，他告诉记者，离开浦东的原因就是生活不方便。联洋小区当时之所以很出名，是因为它花了500万美元买来了罗丹“思想者”的雕像，而这样的雕像全世界只有8尊。
杨周彝强调，搞服务业一定要从开发区模式的误区中走出来，比如现在旅游业正在做“十一五”规划，还在强调每年增加多少客流量。其实，人潮不等于钱潮，中国现在旅游人均的消费是400多元，而这个数字在浦东只有285元，比广西梧州还低。这是什么道理，就是旅客都是住在浦西，然后到浦东看看经贸大厦、东方明珠等景观。“游客花钱都没地方”。
早在5年前，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就提过很多建议，包括从东方明珠到世纪广场，开出专用的观光长廊，沿路都是各种各样的酒吧、商店、礼品店，为游客提供休闲观光旅游服务。杨周彝回忆说，当时他们为了这个课题还专门到加拿大进行考察，设想的是一个旅游设施、娱乐餐饮、零售、商业文化、景观等融合为一体的方案。不过，这个叫做《小陆家嘴RBD旅游商务区的规划建议》的方案后来却被束之高阁了。
现在，杨周彝最大的困惑仍然是决策层很难转变思维，“听不进去，等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了”。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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