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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对吴敬琏的"风骨"大加赞赏，同时也指责了吴敬琏在"科学知识"上的错误之处。认为"我个人一直遗憾，吴敬琏最有影响，但并不是我国最有科学精神、最有知识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圣人一样，更多传承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风骨，肝胆道德，而不是知识，和科学。"那么，我们来看看文章中所提到的吴的两个主张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文章中所提到的吴的两个主张是：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
关于吴敬琏"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本人认为，在今天中央政府政令难以贯切、被地方阳奉阴违甚至公然违抗的情况看，吴的主张有其充分道理。比如在官煤勾结的问题上，就显示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割据状态。而国家审计局对各地方与部门所审计出的严重问题，也同样体现了地方与部门的行政割据所造成的局面。这些情况，是中央与广大民众不愿看到的。至于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这种"简政放权"："正是简政放权展开了世界罕见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波澜壮阔的景象，并让中国至今受益。"这种观点仍然怀抱着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潜意识，只不过它是将"政府"由中央政府转化为地方政府而已。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要想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应该使每个经济单位具有对自己的经济活动具有主导权，而不是由政府操纵这种主导权。因此正象吴敬琏所主张的那样，收缩"行政性分权"并将"经济性分权"真正下放到每个经济单位。但是当公司企业仍然是国有性质的时候，这种"经济性分权"是不可能下放彻底的，必将被地方与部门所截取，从而使中央政府下放给企业的经济权利被地方政府所蚕食，从而在地方与部门这一层面上出现依托于这些国有成分的权力寻租与腐败现象。因此，中央政府要想把经济权利下放到企业手中，就只能造成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即以"民有民营"为主体的社会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可以在所有制上杜绝地方政府对其经济权利的侵食。这样，中央政府一方面上收"行政性分权"，另一方面下放"经济性分权"到底层，使政府管它应该管的事，不管它不应该管的事，最终将会使国家政权得到充分"简政"。可见，在这里，吴敬琏的设想是意味深长的。而本文作者一方面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上。另一方面，在文章的另一地方我们又会看到，作者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依赖于"价格"而与政府行为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就隐含着矛盾，这个矛盾正好与可以与吴敬琏的主张互相替换。
在吴所主张的"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问题上，本文作者以市场价格的自然性而认为政府无所作为，同时指责吴敬琏身为"吴市场"而不懂得"价格"的作用。认为，在9.11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中国为了制造这些产品而不得不拉动重工业投资。这种情况不是政府所能够左右的，而是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力量的结果。但是，在一个政府主导一切的社会里，一个仍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而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的政府作为模式里，一种普遍存在"官商勾结"的状态下，的会有谁相信什么纯粹的市场供求力量的单纯所为？会有谁相信地方不会因"GDP冲动"而"大力发展"重工业？况且这种发展又是如此"顺势而为"，有市场需求。有市场需求，再加上政府"推一把"，粗放型的重工业就这样迅速增长了。假如没有政府因素的作用，完全是民间资本的投资拉动，那么，这些投资是会三思而后行的，以避免因众人过多拥入而导致供给过剩的危机。但现在却正潜藏着这个问题：据估，中国的钢铁行业将在2007年全面过剩。到时，谁投资谁亏损，而那些政府主导下的投资由于有政府行为在里面，亏损只好由银行承担，只好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所造成的亏损后果最终由中央政府承担，这就是地方政府所乐意追求"GDP冲动"的原因。而文章认为中国重工业增长与地方政府无关，这从地方政府"占有好处不负责任"的动机上，就难以说得过去。2004年发生在江苏的"铁本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案例让人看到了地方政府在各种政绩工程与GDP冲动下，是如何操纵民营企业、如何介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运作的，并造成巨大危害的。据资料说"'铁本'项目叫停，名噪一时的'钢铁大王'转瞬间轰然倒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人们无法想象，一个自有资金只有10亿元、最初计划年产200万吨、计划占地2000亩的民营钢铁企业，要具有多大的胆量和能量，才能把计划做大到至少投资160多亿元、建设规模840万吨、占地9000亩的地步？对于这个问题，铁本一名高层近日向媒体进一步证实，'如果不被逼到江边，铁本不会有今天，老板戴国芳也不会出事'，'没有政府的支持，戴国芳根本没有能力来实施江边项目'，'当初地方政府真正为企业考虑的话，就根本不应该鼓动铁本到江边去发展……地方政府的某些人纵容这么做，要么根本不懂，要么就根本没有考虑铁本的长远发展，只是追求眼前的发展"。(《中国经营报》8月21日)今天，资源的紧张局面，与中央反复强调的科学发展观，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吴敬琏主张的可取性。重工业不是不能搞，不能发展增长，问题在于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做到以最低耗费去求取最大效果。如果一方面既发展了重工业，另一方面又使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使资源得到循环利用，那又何乐而不为呢？相反，现在又有何条件去以粗放的方式搞重工业？
总之，在"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的问题上，反映了吴敬琏希望"政府"因素隐退，与此相反，反映了文章作者将事情寄托在政府因素上。但是在"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问题上情况则反过来，吴敬琏希望地方政府有所作为以消除其乱作为所造成的后果，而文章作者则认为事情完全是市场"价格"所为，政府无可奈何。---黄焕金】

贞洁旗帜孤独飘--细说"吴敬琏忧患"
高小勇

（一）

我是在落叶滚滚寒风直行的时候回北京的。
正在思考整理出差浙江的感受，南方周末的南方人物周刊编辑傅小永打来电话。小傅说，他们策划好了一个专题：《25年影响时代二十五人》。经济界，他们选择了吴敬琏，恳切邀请我来评论他。小傅后来在约稿信里还说，的确需要您这样的人来写。我爱虚荣，喜欢别人给高帽子戴。于是，放下手上的事，勉为其难了。
在风硬叶颓之际，说起吴敬琏，不禁联想到一面旗帜，它孤独地飘扬着；孤独，是由于它贞洁。
我大约是1990年夏天认识吴敬琏的。当时为《经济学人》周刊（经济学消息报的前身，命很短，她只出版了8期），我在北京邀请薛暮桥、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杨培新、樊纲、钟朋荣等经济学家做"特约撰稿人"。吴敬琏正忙碌着与中国财经出版社一位姓袁的编辑联系，出版他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书。
那时候，距那场政治风波时间很近，整个国家都很沉闷，"市场经济"是很敏感的词。但吴敬琏对这本书的"不合时宜"， 似乎一点都没有感觉，说起书的内容很投入。这一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在北京组稿，接触经济学家不少（至今想来，我见过的经济学家可能是较多的吧，国际国外一块算上）。吴敬琏的"纯粹"并不多见。当时有的名声很大的经济学家，在见面时和电话里爱谈与别人的关系、爱谈自己和自己观点与中央某位领导的关系。当时还不是北大经济学院院长的刘伟，跟我讲了的一句话，对学者关心学问不够的情形概括得很准确："生怕上面不信任他"。
吴敬琏并不在乎上面信任与否，他只在乎和忠诚于自己的信念。他身上表现出的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血性触动我很深，我除了在《经济学人》的创刊号上的一版上刊登了他论市场经济的一篇文章，在其他版刊登了他《论竞争性市场体制》那本书的广告外，我还要了许多书，让我在大学里当老师的弟弟帮助推销。这也直接导致了《经济学人》周刊的死亡。那年春节刚过，一到报社上班，一脸惊恐的报社领导将一份北京的明传电报交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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