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上谴责两条，而第一条就是"用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
我曾在《五常之谤》一篇文章里说吴敬琏品性高洁为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这是我的心里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的感觉是很准的。人们都说吴敬琏是上一届政府的智囊，我以为从道德上讲是有道理的，他和上一届的政府都痛恨贪污。或许，在如何治理国家上也有意见一致的地方，比如吴敬琏一直批评"行政性分权"，那届的政府首脑偏好宏观调控，以为吴和他讲的是一个意思。但听知情人讲，吴经常犯颜直谏被首脑骂得狗血喷头，比如在那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上。但吴似乎依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顽强劝谏。
有一年，国家统计局在友谊宾馆开一次刺激经济给地方铺项目的研讨会，我应邀到会。我说，既然国库买单就应该多修乡村公路便于农民产品变现增加收入和需求，而不是修建那些铁路和高速公路，千里不运草，单个农户的产品利润连交过路费的钱都不够。参加会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支持我的看法。会后我与刘聊，他说到这次来政府首脑接见。后来有人又告诉我，刘与高层会见是吴敬琏撮合的，吴感觉某些问题劝谏困难，请国外权威来讲道理。当时，我遽然深感吴敬琏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政府首脑是很尊重知识的。1994年我去美国采访了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政府首脑后来将采访内容列入了199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刘遵义的名声很大，据说他准确预言了东南亚金融危机。那么，吴敬琏请刘来讲讲对中国经济的意见看法，政府首脑想必会耐心琢磨和权衡。"文死谏武死战"是我国传统的政治道德。但死谏、精忠报国，并不就是死，"死"更多当耐心、当方法讲。
我想，一些"生怕上面不信任你"经济学家，是不会，也不敢，象吴敬琏那样虽然已身居庙堂之高，却依然宠辱皆忘，不畏"自取其辱"的。胆敢抱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信念，是需要有几乎与身俱来的价值观才可以支撑得起的。所以，凡是有关吴敬琏权钱的言论我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我猜，吴敬琏这副风骨，与他出生媒体世家，与1968年至1972年在河南他跟顾准那段同甘共苦亦师亦友的患难生活相关。
我少年时经常在母亲和姨妈的督促下，背诵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古文，对心怀天下洁身自好的人向来敬仰（我想，若没有这种价值取向支配下的成本收益观，我也不会十年一注地办不赚钱的报纸）。然而，吴敬琏这位德高望重老人却多少让我敬而远之。
除了《经济学人》创刊向吴敬琏约过那次稿外，后来办《经济学消息报》十多年了，我没有向他约过一次稿。虽然与吴敬琏还有一些相逢和电话，也去他被书本搞得凌乱的家里看过，但时间都不长。我喜欢交道的倒是那些似乎并不那么圣洁的青年经济学家。与吴隔膜，倒不是因为他是长辈。事实上，前些年在北京，就常去看杜润生老人，常常谈得开怀大笑，而杜老年岁远比吴敬琏要大。如今想来，大概是：尽管我也欣赏吴敬琏干净人生、心忧天下的肝胆，但对他的一些观念和观点并不以为然。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披露后，北京不少经济学家很激动，聚会鼓吹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会后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会上这些的言论在哪里发表。讨论时，有人说就在我主持的报纸上。吴敬琏表示犹疑，借用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一段台词说："不知道高小勇姓蒋还是姓汪"。吴的话，是后来一位跟吴很亲密的一位知名经济学家转告我的，还关心问我在什么时候得罪了吴。我是做媒体的，对言论自由很敏感，因此对吴的话很反感，我以为他对报纸上刊登与他观点不同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有意见。当时，报纸上也刊登宋涛、吴易风、卫兴华、有林等人的文章。时任《求是》杂志总编有林也被人叫作"有计划"，吴敬琏被称作"吴市场"。观点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认为，言论自由不是指尊重与自己同样意见的自由，重要的是尊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的自由。对于报纸这种社会公器来说，就是要注意把不同意别人观点和发表别人观点小心区别开。坦率讲，我并不同意左大培的文章，但当年也发了他那篇《鼓吹通货膨胀与利益驱动》的文章。为这篇文章，我与北大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通电话，他很生气，说他们决定不给经济学消息报写稿了。我只好说"随便"，把电话扔了。进入媒体，我记得最清楚的告诫就是"我反对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因此，吴敬琏关于姓蒋姓汪的说法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我觉得，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尽管没有了吴敬琏身上常见到的两袖清风坦荡直言的圣洁，但他们思想和做派让我感到更多的现代性。樊纲、林毅夫对报纸和我本人都给予了很多支持。但是，报纸发表批评他们的文章，我从来不与他们通气，他们从来没有因为报纸发表了批评他们的文章，问过我一句。谈起的只是报纸的质量，关心报纸的发行。杜润生老人也很宽容，我听他讲，当年是力主农村承包制的，但同时对南街村等地方保持人民公社和集体所有制又主张选择自由。

（二）

25年来，吴敬琏的确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位经济学家。对这样一个事实，我心情有些复杂。吴敬琏从1984年批评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到最近发表《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的长文，如果说从知识的角度看，影响大多是负面的。
198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归来的吴敬琏，指出中国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他也认为自己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他反对简政放权的措施，认为加重了地方封锁割据现象，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但是，正是简政放权展开了世界罕见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波澜壮阔的景象，并让中国至今受益。也正是在财政包干这种约束条件下，地方官员才将自己的最大化目标放在发展改革上，放在鼓励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上，放在降低政府的价格上，放在专心做大GDP来发送自己的政绩信号上。吴敬琏谴责ＧＤＰ崇拜，我不知道在局限下官员会崇拜什么，会选择什么行为。再说，我看不出崇拜ＧＤＰ有什么不好，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不通过不断做大ＧＤＰ来消化还能通过什么神仙魔术来解决。地方官员ＧＤＰ崇拜，总比崇拜钩心斗角，崇拜宫闱秘闻，对社会有益多吧。是的，简政放权是地方封锁割据的原因。但改革和其他事情一样，没有免费午餐，总有成本代价。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你能把地方竞争的好处和统一市场的好处都要吗。实际上，只要地方竞争的收益比封锁割据的成本来得大，事情就是要得的。地方发展了，需要更大的市场半径时他们会自己去谋求"统一"，这是市场演进的内容，也是我们现在许多地方看到的景象。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但当年却是吴敬琏极力谴责的内容。
吴敬琏还批评当时的简政放权使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然而，一个基本的问题他欠缺考虑：那就是一个没有剩余索取权的厂长与一个行政官员，管理同样一个企业，究竟有多大的不同？还不是半斤八两的事？再说，国有企业与行政管制应该是很相匹配的制度安排，为了防止租金耗散。这一点，想想现在那些有自主权的国有基金公司是如何行为的，就不难明白其中道理。事实上，吴敬琏后来爱讲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不正是有了自主权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吗？
时近年末，吴敬琏又发表长文，《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读后，一种强烈的感觉遽然升腾：他尽管有"吴市场"的美誉，但至少在这篇长文里表现出他并不知道什么是"价格"。
吴敬琏是最早指出这轮经济过热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代表人物。他们把原因归咎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这篇长文只是进一步把批评具体化，认为是国家经济过热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重化工产业所致。
其实，中国经济过热是世界经济的局限大变后的一个结果。美国的"911"之后，恐怖主义无疑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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