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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分析范式的第二个转换:从“无意识演化”到“有意识演化”      ★★★ 【字体: 】  
制度分析范式的第二个转换:从“无意识演化”到“有意识演化”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2-06 23:27:59   点击数:[]    

学的观点,市场中独立决策的企业和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行为主体目标函数的最大化被描述为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状态。但反边际主义者根据经验观察发现,现实中的个人和企业并没有严格遵守边际分析所给定的购买或生产策略,边际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在实际中既没有被采用,也不具有适用性。确切的说,每个企业主和个人都并不知道单位商品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因此,他们认为边际分析的最优化教条是带有误导性的(Hall and Hitch, 1939,113)。针对反边际主义者的批评,早期的主流经济学家马克鲁普指出,惯例性行为并不会使边际分析失效,相反,二者是可以调和的(Machlup, 1946, 524-525)。他说,“就某种行为而言,从一个代理人角度观察可能认为是惯例性的或者是由规则支配的,但从一个理论家的观点分析,可能就是最大化的行为。” 根据马克鲁普的观点,边际分析的目的并不是要对企业和个人的行为给出一个详细的预测,相反,它倾向于解释企业或个人行为的趋势。在马克鲁普之后,阿尔奇安、贝克尔和弗里德曼提出了“市场选择论”来捍卫新古典的行为假设。他们试图证明,即使新古典理论关于最大化的假设是错误的,非人格化的市场力量也会保证新古典的行为理论定理得以成立。阿尔奇安通过建立一个赛车手随机选择路线的“机会主导模型” 解释了市场力量的“选择过程”。该模型假定,行为不是深思熟虑或是有意识的,而是由外部环境随机给定的,模型的结果发现:当环境变化时,没有人能使自己适应新的情况,行为主体变成了纯粹的接受者。因此,被环境所接受的幸存者,其行为就被证明是“适当的”。显然,阿尔奇安的选择论基本上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复制品,他所谓的“市场竞争的选择”变成了对商业过程中稀缺的正利润的筛选。因此,在他看来,在竞争性市场中,选择的是已经实现的正利润,而不是预期的最大利润。无论市场主体是否以正利润作为行为目标,市场竞争的生存原则本身也会将“适应”市场的行为和利润方式选择出来。类似的结论,在弗里德曼的“台球手”案例中得到了重复。不同的是,弗里德曼认为,最大化假设对于单个企业的行为不适用,而更适合于解释产业趋势。(Friedman, 1953, 14-23)简言之,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家给出的选择论而言,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1)有一个类似自然选择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看不见的手);(2)预期收益最大的假设预测了这一过程的结果;(3)市场“主体的内在动机”(最大化倾向),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力量;甚至即使市场主体的动机毫无作用,但是(4)真正起作用的力量是,当市场主体不能最大化其目标时,市场中存在一种能自动纠正这一非效率行为的“外部力量”。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选择论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解释,这使得他们的“终极主张”似乎成了这样:即无论市场主体是否致力于收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的“自然选择”过程将确保整体层次上关于趋势的新古典定理得以成立。
同样,在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中,他们对于市场选择的过程给予了一个更加接近“达尔文进化过程”的描述。弗罗门认为,纳尔逊和温特的理论更应当被看作是对阿尔奇安和弗里德曼选择论的一个引申和扩展。 在演化理论中,纳尔逊和温特将研究重点从“自然选择”过程转向了演化观的基石的惯例性企业行为(Routine firm behaviour)的考察。在他们看来,真正演化的是企业内部的惯例,而不是组织形式。惯例在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中所发挥的作用,被认为与生物进化中基因所发挥的作用是相似的。即他们在解释企业行为演化时将惯例视为基因的“类比物”。他们认为企业内部惯例性行为的一个主要功能在于,把组织内潜在的和明显的冲突保持在可预测的限度之内。此外,惯例还有助于组织内部特定操作性知识的存储。纳尔逊和温特还指出,惯例作为企业知识的存储方式,它无法还原为个体的记忆和认知的加总,它是一种企业内部成员共同分享的信息系统。因此,惯例在企业演进中成为稳定的、不可替代的遗传物质。市场对现存企业的“惯例的复制”是选择性的,而“企业惯例的变异”则是由市场竞争的失败所引起的。显然,企业惯例也由此变成了一个自发演化过程的结果,它并不取决于企业动机和意识倾向上的最优化方向,而只是取决于对外部市场环境的适应。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我们都可以认为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与达尔文进化论十分相似,但所不同的是,达尔文进化论是个严格的无意识演进过程。而纳尔逊和温特则声称他们的演化理论是“不加掩饰的拉马克式 的”,因为“它既考虑了获得性特性的遗传,也考虑了在逆境的刺激下变异的适时出现” (Nelson and Winter, 1982, 11)。但遗憾的是,我们在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中,似乎无法找到理性和意识的恰当位置。首先,在承认市场竞争是个选择过程时,我们就无法界定何种行为是“最优的”,而只能从结果上说明何种行为是“最适合的”。其次,一个依赖于市场选择的结果,与新古典理论的理性最优决策结果并不会对应。显然,纳尔逊和温特所面临的困难在于,即使将企业视为市场环境的一个受体这一假设,扩大为企业彼此在行为决策上的相互影响也是环境的构成部分,那么在深思熟虑的行为选择与惯例性行为的选择之间也仍然存在一个优劣的权衡问题,更为麻烦的是,权衡的标准到底是“最优效率”还是“最佳适应”似乎很难明确。纳尔逊和温特在演化理论中所提出的“组织遗传学”问题,将我们对制度的演化分析引入了意识是否参与的问题?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无意识演化过程在解释社会进化时面临的尴尬,需要我们对无意识演化过程的缺陷和逻辑有个基本的概念。
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类意识形成的研究告诉我们:首先,无意识的演化是机械的、自然的。它自动发生。其次.无意识的演化是集体性的,可是演化一旦变成了有意识的,它就会变成个体的。当演化还是无意识的时候,它是一个机械过程;它没有不确定性。事物按照因果的法则发生。有在是机械的、确定的。但有了意识,不确定性就出现了。通过这种类型的演化.意识逐步发展起来。但是,意识一出现,无意识的演化就停止了,因为无意识演化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无意识演化的需要只到意识出现为止。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已经超越了自然。在社会进化中,没有任何集体的、机械的演化会越过人类继续进行.从现在开始,演化已经成为一种个体的进程。意识创造个体、在意识演化以前没有个体。只有种类存在,没有个体。
鉴于无意识演化在解释人类和社会进化过程时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有必要将制度演化分析进一步推进到“有意识演化”的层面来探讨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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