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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条件反射式的恐惧，卢周来先生的文章《中国回归政治经济学时代》一贴上[真名网]，立刻吸引了围攻。其实这早已在卢先生预料之中，故标题前面已经加了三个字：供批评。
　　
　　这种恐惧来自实践的证实：中国的和外国的；这种恐惧来自理论的证伪：外国的和中国的。
　　
　　这种恐惧实在太深刻，以至于当人们看见井绳，就先当蛇打了再说，我想卢先生是能够理解、不会怪罪的。
　　
　　卢先生说：“众所周知，在西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即生产与交易背后的社会权利结构及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只是自罗宾斯在1930年代在其《经济科学的性质》一文中，将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之后，主流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关注效率以及实证研究的新传统，而关于社会公正及其他规范研究就越来越成为支流甚至末流”。
　　
　　盛洪先生在《现代制度经济学》一文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仅着重生产力，而且强调生产关系；不仅研究生产方式，而且分析交换关系，既它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它关注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它认为后来形成的制度是解决冲突的结果。例如国家就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虽然它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尤其有意思的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虽然导致了对私有产权的否定，但在强调所有权方面与制度经济学之间是高度一致的”。
　　
　　所以，我在这里想向卢先生请教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认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致了”对私有产权的否定？接下来，你所期望“回归”的“政治经济学时代”是不是一个对私有产权否定的时代？
　　
　　卢先生在对“经济学研究对象转变”的历史背景的阐述中指出：“在经过了近三百年的斗争--妥协--再斗争--再妥协的反复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向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有秩序状态。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初期，契约自由已经证明了各集团之间形式与起点上的平等，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中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以累进税制及各种劳动权利与社会底线保障，使资本主义已经接近了这种制度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的分配平等即结果平等。而且，原来强势的资本集团已受到约束，懂得让步；而弱势的劳工集团也已因为工会组织的强大而变得不再象原来弱势。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已形成某种相对均势与相互制衡的局面，权力界定或广义的产权界定已近完成。在这种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的使命在典型西方资本统治社会反而几近结束。而曾被讥为“庸俗的赚钱术“的以研究“如何摊大饼“为已任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被成为主流”。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累进税制及各种劳动权利与社会底线保障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吗？比如美国开始的社会底线保障制度，是游行的产物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它们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
　　
　　我的第三个问题是：劳工集团是因为“工会”而强大还是因为法律制度对权利的保障而强大？比如在当下的中国，当组织独立工会都属于非法状态的背景下，“谁”是工会真正的“敌人”？是资本家还是各级政府？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概念是如何定义的？资本家一定是“强势集团”吗？比如我们看到河北的孙大午以及铁本事件中的戴国芳等等等等。他们作为强势集团在面对政府的权力时，还有什么“势”可言？
　　
　　卢先生继续谈到：“当原来设想的不突破旧的大的制度框架的改革，在1980年代后期之后终于不以设计者的意志为转移而走向另外一面后，越来越不平等的现状逐渐唤醒了那些原本在“低头推车“的人们，也让他们想到要“抬头看天“：原来我们推了半天，连最基本的权利、责任与义务都没有讲清楚，而好处却已经被权贵资本给独占了。于是，经济学所强调的“生产性努力“某种程度上被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分配性冲突“所替代。这才使得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即使不情愿也不得不面对“社会公正与平等“这个比“效率“沉重得多的话题。这也是这本文集产生的真正时代背景。”
　　
　　我的第四个问题是：“越来越不平等的现状”是结果的不平等还是起点的不平等还是规则的不平等？更进一步地，“权贵资本”不加区分又容易造成的误解是：到底这种“不平等”是由“权贵”造成的还是由“资本”造成的？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抛弃这些弱势群体于不顾的到底是权贵还是资本？当然，将文章读完，我们隐约感觉到指责的重心在“权贵”，而从文章的标题上容易让人理解为是“资本”。在当下的政治格局下，资本不与权贵结合则死路一条——孙大午的遭遇可以佐证。资本若与权贵结合也是一条死路——戴国芳的遭遇可以佐证。这也是造成李大苗等网友对你的文章产生强烈反弹的原因之一。
　　
　　的确，很难理解卢周来先生为什么对政治经济学如此情有独衷。德国的柯武刚教授的《制度经济学》在序言中说：“在过去的20年里，制度重要这一点认识获得了迅速的普及，这一发展被一位观察家比作哥白尼式的革命。这一变革将经济学的焦点从特定过程和结果转向了普遍、抽象的规则”。而卢先生在本文中所提到的哈耶克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领军人物。所以，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回归而不是上升？为什么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制度经济学？
　　
　　当然，卢先生的文章目标并不在政治经济学还是制度经济学，促进制度的完善是您的文章的目标。而致命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目标是“革命”，是“暴力”,是对私有产权的否定。是蛇而不是井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