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的融合在一起的。同样，惯例也具有（非正式）规则和结构安排两重性。[23]
与韦森的观点稍有不同，汪丁丁在《制度分析基础讲义I》（第86页）中指出，如果根据肖特的定义，进一步将“博弈”概念推广为西美尔（Simmel）的“社会博弈”概念，那么就可以更为全面的把握“制度”的概念了。为此，他推荐了弗里格斯特（Fligstein）在1997年的题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批判分析》的论文中提供的制度定义。弗里格斯特是这样定义“制度”的：
制度是人们行为的规范与人们共享的意义。这意味着人们意识到这些意义是可以被意识到的，这些规范和共享的意义界定着社会关系，帮助界定谁占什么位置，并对表演者的行为给出指导和认知框架，或为其他表演者的行为提供阐释。这些规范和意义是主体间客观的、是认知的，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思的。制度当然可以在个人没有理解或没有认同时就影响他们的生存处境。[24]……制度，即行为模式以及意义分享，框定了人们阐释行为和探询意义的范围和方向，行为及其意义在制度所框定的范围和方向上可以被认知能力有限的人类所理解，并由此获得“主体间性”——意义从subjuctive的主观意义转化成为inter-subjective的客观意义。……没有主体间的意义，制度就难以被落实。[25]
如同汪丁丁所肯定的那样，基于本文所主张的主体相关性视角，弗里格斯特所提供的制度定义更加有利于我们把握和理解制度的内涵。他在强调制度作为一种行为模式这一现象学描述后，解释了制度作为一种“意义的分享”这一深刻的内涵。弗里格斯特对制度作为分享的意义作了详细的解释：“首先，我观察到自己与他人的行为模式；其次，我赋予这些行为模式某种意义；第三，我要么承认这些意义，从而遵循符合这些意义的行为模式，要么不承认这些意义，从而重新阐释和根据新的意义建构新的行为模式；第四，我提出新的意义，如果不被其他人理解，就难以形成均衡的策略格局（纳什均衡）；第五，如果我希望形成新的均衡策略格局，我必须说服他人或让他人理解我提出的新意义，让它们成为共享的意义；第六，为了使我提出的新意义成为分享的意义，其他人必须具备足够的认知能力，能够接收和理解我通过特定语言或其他符号形式传递出来的关于新意义的信息。换句话说，分享意义的最弱条件是：新意义必须是可以被意识到的。”
关于弗里格斯特的定义，我基于制度分析的认知论立场，完全赞同汪丁丁的论断：即对于制度而言，意义分享是可以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意义不能分享，则制度就可能瓦解。此外，弗里格斯特认为制度可以影响个人行为及其生存处境，而不必然被个人所理解和认可，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博弈结果的重要特征，但是他关于“制度作为分享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思的”这一命题，则为人类认知理性提升，并有意识地参与制度变迁过程提供了认知论的入口。这在其他制度定义中是从来没有过的。正如汪丁丁所解释的那样，反思就会导致社会主体对现存制度进行批判和评价，从而可能聚集起改变制度的动机和政治力量，而这种变革的共识将最终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正是在这一涵义上，我认为弗里格斯特的制度定义，对于我们引入脑进化的认知论来为制度的“有意识演化”提供动力学解释而言，是值得重视的。
（4）比较与归纳（我的建议）：把握制度定义的几个纬度
我不打算在以上定义之外，再提供一种新的制度定义，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于制度本身难以把握，很难找到一种十分精确的、令人满意的严格定义；其次，以上众多的制度定义不仅说明制度认识上存在的混乱和缺陷，也说明制度本身的丰富内涵对于人们的认知来说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来提供答案。
但不管如何，我们都有必要将以上制度定义做个简要的归纳和总结。我们似乎很难说哪个制度定义错了，因为它们都至少在特定层面上揭示了制度的特征，尽管多数定义都是现象学的直观描述，而有些则是侧重于制度功能的描述，还有一些是侧重于制度形成过程的描述。我更倾向于通过对不同定义的比较来提供一种制度理解的参考。
概括而言，我认为制度本体论的界定可以从以下几个纬度来把握：
（1）制度是人类行为的规范或约束规则的总称，它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两个部分，前者通常是成文的、可辨识的、强制的和第三方执行的，而后者则是不成文的、默会的和自我实施的。
（2）制度表现为个人行动的社会结果，它可能是个人无意识的结果，也可能是集体基于惯例和共识知识进行选择的结果，但离开历史中的制度材料和信息而凭空创造的制度是不存在的。
（3）制度在特征上表现为一种公共品，它在特定的共同体内部并不存在竞争性和排他性，但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制度导致的社会后果将面临社会选择，因此制度之间的竞争是以效率和公平作为首要原则和次要原则展开的。
（4）制度作为协调人与人关系的契约集，其价值维系依赖于制度所提供的正义和效率这两个纬度，前者体现为特定共同体内部的主体平等和机会平等，后者体现为产出和福利的改善或成本的节约。
（5）制度起源上存在的设计和演化分歧的事实说明，制度最初可能是个人无意识行动的社会后果，但当制度的功能被辨识后，制度就转化为一种协调人际关系的有力手段和工具。
（6）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状态，它是一种层次性的，网络性的社会结构，不同层次和节点上的制度都构成特定的信息空间，并利于人们获取一种共同的知识，从而使得个人行为具有稳定性和可辨别的特征，并利于形成交互行为中的稳定预期。
（7）制度在抽象性上可以描述为是一种“共识”或是“意义的分享”，从知识和意义的角度解释制度问题，有利于人们从认知论或知识论的角度把握制度的内涵。从而为制度演化的无意识和有意识之争找到一个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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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第107-108页。
[2] 参： 董建新2004年的《制度经济学》课程讲义。资料来源：http://www.beiwang.com/a/Article.asp?ArtID=230。
[3] 这个词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 Whorf, 1998, 中译本，页124）所使用的一个专用名词，他用以指英语、法语、德语和欧洲一些其它语言。很显然，现代均质欧洲语有一个共同“祖先”拉丁语，因而有着大同小异的语法。现代均质欧洲语中所共有的“institutions”，也是从拉丁语共同中所继承下来的。
[4] 参：韦森，《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5] 同上，第57页。『在中国经济学界，大家一般不假思考地把它翻译为“制度”，而中国英语学界（如姚小平、顾曰国教授）和哲学界（特别是研究语言哲学的一些中国著名哲学家如陈嘉映教授等）一般把“institution”翻译为“建制”。另外值得注意地是，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三度讲演》（Saussure, 1993）中译本中，我国语言学界的张绍杰教授则将所有的“social institutions”全部翻译为“社会惯例”，而将所有的“convention”全部翻译为“规约”。华东师大哲学系的杨国荣（2002）教授则在他的《伦理与存在》中全部把“institution”翻译为“体制”。』
[6] 董建新博士在他的制度经济学讲义中，详细考察了不同社会学科对制度的定义。他收集了不同社会科学领域中代表性学者对于制度的多达几十种定义，并将它们做了归纳和比较。对于理解“制度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这些信息的整理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对此引用时只择选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其他可参考原文。（参：北望经济学园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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