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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是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马克思说：“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 城市化，一头系着乡村，一头连着城市，是城乡关系调整调整中最重要的社会机制。因此，城市化与城乡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农村、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十分注重城乡关系的调整，促进城乡关系的和谐与共同发展。城乡关系能否和谐、城乡能否共同发展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城市化从而影响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传统的城乡关系不断受到冲击，城乡关系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变得越来越不协调，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努力缩小城乡差距，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



一、城乡差距的现状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全国13亿人口，近60%生活在农村。2004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人，有4977万低收入人口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还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处于较为困难状态。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最近表示“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城乡消费差距令人震惊。”



    在“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邱晓华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



    收入消费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97年后连年明显扩大，农民人均纯收入2004年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终于走出“八年徘徊”。 但在国家采取多种惠农措施的情况下，城乡差距还维持在3.21:1。



    教育卫生方面，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左右，9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而城市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则为42%。



    政府公共投入方面，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由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03年的7.12%。2003年主要针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粮、棉、油、肉等各项财政性补贴支出，就超过了国家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支出，2003年其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2.50%。



    从统计数字来看，城乡居民和农民收入是比3.21：1。但邱晓华认为，这个比例不足以表明中国社会城乡居民的真实差距，城乡居民的实际差距并不能完全通过统计数字计算出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达到6：1，而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之比为1.5：1。我国的城乡差距的严重程度，在世界范围内是十分突出的。



二、对城乡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城乡差距不断的扩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产生这样巨大差距的原因，专家学者主要是认为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缺乏健全的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农民缺乏有效的合作组织等。在文中，作者从生产要素的几个方面做出了一些解释，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般认为，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土地和企业家才能，这几个方面的要素是一个企业存在、生产和发展的必需条件。从宏观上来看，一个经济体或经济区域中这些要素存在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了它的发展速度与进步程度。对于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区域，之所以发展极为缓慢，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农村区域内这些生产要素是十分稀缺的。而且由于制度性的因素，这些生产性的要素不断向城市流动，使得农村内部这些要素的数量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积累，而且质量也没有得到提高。



（一）从资本要素来看



    农业生产所需的资本要素主要体现在资金和设备两个方面。生产设备主要从生产工具的种类、技术含量、普及程度等方面考虑。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来看，在广大的农村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资本匮乏、生产工具落后的问题，因而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较快的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我国实施了工业化战略，要较快地在中国建立较完备的现代工业化体系。然而，在实施工业化战略之初，面临的情况是国家经济极端困难，资金极端匮乏。国家为了积累工业化的巨量资金，采取行政手段不断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发展必须的原始资本积累，以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为形式，强制转移农业的剩余，抽走农业的利润。这一制度维持了几十年之久，影响巨大。



    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维护了一种“双重垄断”：一方面国家从农户手中强制性地低价购入农产品，并且对农产品自由贸易进行严格管制；另一方面，农户又不得不在国家管制地生产资料市场以高价购进工业品，化肥、农药、机械、良种、燃油等，这些都是自然经济没法自己供给的必需品。这样农业的生产剩余就在农户“少得”和“多付”的价格“剪刀差”下，从农业“泵”入工业系统中。人为的低成本给工业部门带来很大的利润空间，同时农业的发展机会在长期以来的高耗下榨尽。这一战略的实施为我国较快的建立完备的工业化体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然而，这种牺牲农业的工业发展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之时，却给农业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农业生产和发展所需的资金长期不能得到积累和增加，导致农业发展缓慢。



    据统计，1978年之前30年内，国家通过“剪刀差”的手段将大量的农业积累转移，支持工业化建设。改革开放后，1979~1984农民“剪刀差”给国家提供的积累每年增长7.4%，1985~1987年这一积累贡献每年增长15.6%。据周其仁（1994年）估计1952~82的三十年间，国家通过征收农业税、不平等交换和农村储蓄净流出这三条渠道，从农村获取了6127亿元的剩余。另外有些研究说，1988年前30年农村“剪刀差”对国家的贡献是8000亿元。



    从1985年开始，国家取消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对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实现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的“双轨制”，对其它农产品放开经营实行市场调节。但是由于农业内部经济结构的单一，农业利润的薄弱，导致了农民的收入结构长期以来的单一化，主要还是靠原始的农业生产，出售有限的农产品，农民增收仍然很困难。



    另外，大部分农民由于不能得到足够的教育经费支持和医疗保障，一直只能靠自己承担巨大的支出负担，还要需要交纳“三提五统”等农业税。沉重的农业税、教育支出和医疗保障费用等方面需要消耗大量的农业资金，农民的负担巨大，严重阻碍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尽管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都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所有公民都应该享受到的公共产品，但现实情况是，农村居民却远远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在这两个方面所享受的条件。城镇相对完善的社会统筹在农村几乎为零，这两个方面的资金需求都主要靠农民自己解决。



    《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这种规定的结果是城镇的义务教育成本分摊列入城镇所在的当地人民政府的预算，农村义务教育成本分摊由乡、村通过制度外供给来承担。由于机制的不完善，乡、村财政收入水平的极端低下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过少，导致农村的教育经费十分缺乏，严重的影响了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在中西部的很多地区，还存在着很多失学辍学的情况就反映了这一点。这给农民增添了更多的负担。



    同样，对于社会保障，也是由于相关机制的不完善所造成的结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的财政还不能为农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农民看病只能靠自己拿钱。在很多地方，小病一般不医，一旦得了大病，要么不医，要么倾家荡产。一个家庭里有一个病人，就会使全家陷入贫困，这种现象在很多农村还是很普遍的。



  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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