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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并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既有很强的客观需求，又有现实的可能性。2005年9月24-25日，我院在海口主办了“民间组织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国际论坛，就“民间组织发展的国际经验”、“社会需求变化与民间组织发育”、“社会治理模式演进与民间组织发育”、“民间组织发展的政策需求和体制环境”、“民间组织发展与政府转型”等重大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参考此次论坛中外专家的意见，提出本建议报告。
　　一、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既有现实性，又有迫切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伴随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各类民间组织不断发展，并初步显现出在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
　　1、我国正处于从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凸显，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对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时期，既是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黄金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的凸显期。要有效地化解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需要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建立社会化的公共治理，形成政府和民间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合力。
　　（1）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集中地表现为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失衡，单靠行政力量不可能全面解决日益复杂的利益矛盾。政府要站在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立场，承认利益分化、尊重不同的具体利益，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使其成为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和利益均衡的重要渠道。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社会信任、社会谅解和社会合作，避免社会冲突。
　　（2）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比较突出地表现为公共需求快速增长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在社会资源扩散的情况下，必须依靠政府和民间组织两种力量才能有效地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3）我国当前的社会矛盾还具体地表现在社会治理上的机构性缺陷：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政府不可能直接面对单个的个人来解决他们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无论是国家和企业之间、还是国家和个人之间，都需要民间组织充当沟通的桥梁。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有组织的理性比非组织的个人行为更有效。有组织就可以谈判，可以协商。规范发展民间组织，形成在党领导下的协商对话机制，远比非理性的个体行为要规范得多、好得多。在我国社会矛盾尚没有可能转化为政治矛盾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发展民间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不仅有利于协调具体利益关系，而且还有利于化解社会危机因素，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
　　2、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对民间组织发展提出了现实要求。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按照国际惯例，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将依赖于民间组织的参与。无论是经济合作与交流，还是人权、环境、发展、和平倡导等诸多领域，民间组织已显示出参与国际事务的协调和倡导的能力。它们往往可以在国际事务的舞台上活动于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力所不及的领域。目前，我国的民间组织参与国际社会事务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在反倾销案件中，我国的民间商会、行业协会发挥作用相当有限。
　　3、我国民间组织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对其进行正确的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已经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民间组织、政府和企业，为现代多元社会的三大支柱。但从我国民间组织发育的实际情况看，对其进行正确的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已成为发挥民间组织积极作用、避免负面影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1）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已初具规模。但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还有很多没有登记注册的、半公开的民间组织存在。一些民间组织管理不规范，从事与其宗旨相背离的事情。
　　（2）当前还存在着准入门槛过高、财税支持体系不健全、评估和监管不科学等问题，构成了民间组织发展的体制性约束。一些民间组织的发展严重依赖于领导人个人的人格魅力和特殊的社会关系，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3）有些组织“官办性”太强，“政社不分”。不仅经费大多来自国家的财政拨款，或靠行政性收费，而且人员的一部分也来自政府机关。
　　二、我国进入重大利益关系调整的关键时期，要引导民间组织在反映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益保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当前，我国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已经成为公平、公正的焦点问题。能否妥善地解决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保护，既是推进政府转型的重大任务，又是发展民间组织的现实需求。
　　4、以人为本、关注弱势群体，使一部分民间组织成为弱势群体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我国弱势群体利益遭受侵害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在于，他们缺乏基本权利的保障和有效的利益表达手段，在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合法的利益诉求往往只有通过偶发事件，才能引起重视。一些本来可以在基层和民间化解的问题，如农村征地和城市拆迁，因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最终酿成群体性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因势利导，稳妥发展为弱势群体服务的民间组织，使其在代表弱势群体的具体利益、反映弱势群体的相关诉求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5、民间组织要在解决劳资关系失衡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实情况表明，劳资关系的失衡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无论是农民工工资的拖欠，还是频发的矿难，都反映了部分基层工会在维护职工具体利益中的角色缺位问题。从这一现状出发，一方面要完善现有的基层工会组织，使其成为劳动者具体利益的代表；另一方面要使基层工会组织扩大到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去。目前我国农民工已经达到1.4亿人，应当也有可能加快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利。
　　6、解决弱势群体问题是全社会的责任，要加快发展为弱势群体提供慈善性、公益性和服务性事业的民间组织。目前，我国城市有2200多万贫困居民依靠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有2900万农民陷于贫困，每年有近8000万灾民需要救济，同时还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实施救助。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出路在于让全社会来救助弱势群体。目前，我国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只有28万多个，其中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组织，具有影响力的基金会屈指可数。我国人口是美国的4.6倍多,贫困人口比美国要多,但是1990年美国非营利性慈善组织就有大约140万个,是我国所有登记民间组织的5倍。这说明,我国发展民间组织来解决弱势群体问题还有很大的社会空间。
　　三、我国进入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改革攻坚阶段，政府转型与民间组织发展互为前提，相互促进，必须明确界定政府与民间组织各自的职能范围，形成二者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合力。
　　“十一五”期间，政府转型将成为改革的重点，这无疑给民间组织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
　　7、在经济领域，政府要逐步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要把过去对企业的部门管理、行业管理职能逐步下放到民间商会、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等经济性民间组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领域的管理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和明确的分工：政府负责宏观管理，从事宏观调控、制订和执行经济法律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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