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国民经济的整体规划、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民间商会、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负责中观管理，比如行业调查、行业统计、行业自律、行业技术标准制定、技能资质考核、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价格协调和公信证明等职能，以建立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企业负责微观管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自主地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只有在政府、经济性民间组织、企业三者保持相互独立性、职能界限划分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够形成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我国推行政企分开已经多年，但总是难以走出对企业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境，问题之一在于忽视了中观管理，忽视了自主性、经济性民间组织的培育，从而使宏观和微观之间难以有效地衔接。下一步的政府转型，应当把中观管理的权限逐步交给具备条件的经济性民间组织，并逐步实现官办、半官办的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组织民间化。
　　8、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政府要扩大社会性公共服务的职能，但并不等于政府统揽所有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消除贫困、解决就业、增进社会融合等方面的独特作用。当前，我国公共产品供求失衡，公共服务面临巨大压力。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加快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的同时，发挥各类民间组织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特殊作用。面对我国全面增长和深刻变化的公共需求，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社会性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实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相当部分的群众性、社会性和公益性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应该也可能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以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公共服务提供。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在各种社会问题比较集中的公益性领域里，鼓励民间组织在解决就业、环境保护、扶贫开发、艾滋病防治、社会福利、社区服务、慈善救助等方面发挥作用。
　　9、以社区为依托，发挥民间组织在提供社区性公共服务中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个人的管理和服务是通过单位制这个纽带实现的。虽然“国家—单位—个人”体系相当封闭和僵化，但是较为完全地整合了所有的社会资源。随着这一体系的消解，单位不再承载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个人不可避免地由单位人转变为社区人。这就需要我们建立新的社区管理模式以有效地整合个人的公共需求，提供社区性公共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区成员的流动性和需求的多样性，政府很难独自承担社区管理和服务职能。这就需要采取鼓励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的公共政策，尤其是鼓励社区志愿者组成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以自发地满足社区对公益性事业的需要。既能降低政府社会管理的行政成本，又能提供一种政府和民众间有效的沟通渠道，使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在社区这个层面上得到解决，从而促进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以政社分开为重点、扩大社会参与为目标，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把民间组织纳入公共治理框架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一起纳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同时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要求。这为现阶段处理好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正确的原则。
　　10、在党的政治领导下，稳步推进政社分开，落实民间组织在发展中的自主权。实践证明，政府和社会组织职能不分既不利于政府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下一步，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应当是培育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民间组织。这就需要在党的政治领导下，稳步推进政社分开，逐步打破官办社会组织的传统体制。政社分开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要从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中超脱出来，代表整体利益，成为制订公平、公正社会运行游戏规则的主体，而不是参与游戏的主体。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民间组织要逐步实现领导人自选、活动自主、经费自筹等方面的改革。
　　在改革初期，我国采取了行业协会官办的措施，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这些组织的官办性浓厚，代表性差、行为扭曲的现象很普遍，官僚主义严重而服务意识不足。
　　政府对行业组织的管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行业组织制定规范及监督规范的执行，而不对行业组织直接、具体管理；二是加强对行业组织行为的事后监督和制约。行政性的行业协会应尽快摆脱行政依附关系，在机构、财务和人员等方面与政府部门脱钩。政府部门应减少对行业协会的具体干预，在组织管理层的产生、活动内容、资金使用等方面均应给行业协会更大的权限，以更好地体现自发、自愿、自主的办会原则。新办行业协会要遵循自主办会的原则，应当由企业和有关单位自愿发起，政府部门不要直接去组建新的行业协会。
　　11、按照推进“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加快推进事业机构改革，鼓励民办非营利机构在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益性事业中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统揽和包办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性、公益性事业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很难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还限制了非营利性民办机构在这些公益性事业中作用的发挥。尤其是当前，全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公共服务体系。一方面，要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的原则，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改革，在加大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险等领域改革的同时，强化社会事业领域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增加财政投入。另一方面，要使一部分事业单位转变为非营利民间机构。还要积极创造条件，降低门槛，鼓励民间非营利部门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在事业单位的基本制度、功能定位、机构分类转型、产权制度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以及运行机制、监管体制、法律框架、政府角色和治理结构等方面要进行系统的配套改革，发挥非营利部门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12、以扩大社会参与为目标，实现公共政策的转型。在利益关系分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公共政策的效果更加取决于社会公众的认同和参与程度。这就需要政府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现状出发，赋予社会成员更多的知情权、选择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随着公共需求和利益关系的变化，实现公共政策的转型和创新已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第一，确保重大事情的公众知情权，实现公共政策由封闭和半封闭向公开透明的转变。在开放时代和信息时代，老百姓的知情权比什么都重要。第二，民间组织要逐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过程。在我国由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过程，既有助于扩大公共政策的透明度，又有利于增强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第三，要实现由严格的行政控制向人性化的公共治理转变。要使公共政策的执行以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五、根据民间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强制度供给和法律保障
　　当前，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对我国来说，民间组织的发展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既不能采取传统的限制和控制手段，也不能混乱无序，必须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13、尽快解决民间组织立法滞后的问题，形成系统和配套的民间组织法律体系。我国民间组织制度建设和相关立法明显滞后于民间组织的发展。已经出台的只有登记条例、捐赠法等几个条法，最基本的社团法以及相应的商会法、行业协会法、公共服务组织法等一系列规范社会组织行为、机构、治理方面和管理体制方面的法律法规都尚未出台。为此，要抓紧制定“民间组织法”，真正从法律层次规范民间组织的性质、地位、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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