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转向商业周期，认为随着改革的推进及其效应的积累，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背景和微观基础发生了变化，其总量态势也与以前有所不同。一方面，由于效率的改进和潜在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价格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渐趋宽松，另一方面，由于预算约束的硬化，经济增长开始受到来自需求方面的约束，再加上预期因素的作用和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一切就使得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性质和特征发生了变化。不过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影响还相当强大 。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的比较。50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机制发生了多次变化，对经济运行的周期波动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有人将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区分为混合经济（1949-1956）、单一计划经济（1957-1978）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的周期长度、波幅和频率以及各主要变量的关系，具体分析了各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 。有人考察了中国改革前后经济周期波动特点：旧体制下，周期波动峰位前倾，波谷落差极大，双重体制下，周期振幅有减缓趋势；旧体制下，多为古典周期，双重体制下，形成增长型周期；旧体制下，消费受到抑制，波动表现为投资膨胀；双重体制下，表现为消费投资双膨胀；旧体制下，经济波动表现为财政主导型，双重体制下，逐步变为金融主导型；旧体制下，物价波动往往与经济波动成反向运动，双重体制下，二者有成同向波动之势 ，进而认为已由改革前的“大起大落”型转变为改革后的“高位—平缓”型。表明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4，关于中国经济周期的原因和机理
　　这一问题讨论得比较充分，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社会基本矛盾说。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落后的社会生产与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而直接原因则在于体制方面，即多级政府组织的过多干预与微观单位的低效率之间的矛盾 。
　　两种机制矛盾说。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是大规模投资与大工业生产的交互作用机制、供求约束机制对立统一、互为因果的矛盾运动过程。其实质是社会总产品的供求之间相对平衡和严重失衡相互交错的矛盾运动，其必要条件是商品经济和现代大工业生产，充分条件还包括一定的社会制度因素 。
　　利益配置和资源配置矛盾说。其作用体现在需求的超前增长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因为需求的超前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拉力，使经济处于扩张状态，同时为经济的收缩埋下种子；当超前增长的投资需求超过了社会所承担的容忍程度，经济收缩就相继发生，便形成经济的周期波动 。
　　长期战略和短期因素矛盾说。前者是提出过高目标的原因，后者是急刹车的原因，体制变换是实现长期战略和短期因素的手段。二者的矛盾表现为全局和局部、重点和一般、实际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矛盾等。这一矛盾造成经济周期的三个体制条件是：政治上的号召效应，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要素、产品和金融系统的政府掌握 。
　　以上分析都有一定道理，有的也比较全面，但也比较抽象和比较一般，有的概括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以至混乱。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也有多种观点。
　　农业丰欠说。认为中国的经济波动与农业生产的状况关系很大，农业丰收，头脑容易发热，大干快上；农业歉收，往往构成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以及对投资和工业生产进行紧缩的原因。有人也对此作过经验实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农业特别是粮食丰歉对经济运行状态确有重要影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丰歉很难说是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有人认为，工业增长速度的变动对于社会总产值的变动，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 。不过这一解释仅限于部门分析，局限性比较明显。
　　投资带动说。持此论者人数颇多，除认为投资波动带动和引致经济周期波动外，有两点进一步的分析：一是有人认为，投资波动决定经济波动并大于经济波动，投资每波动1%，经济增长将波动0.37% 。二是有人认为，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有一时滞，间隔期为一年，在从回升到高涨和从衰退到徘徊两个阶段上，二者波动方向相同，在两个拐点，二者的方向相反 。笔者认为，把投资波动看作是经济波动的原因，似乎存在着概念上的混淆，投资需求是总需求的一部分，其变化也是总需求变化的一部分，而不是总需求膨胀的原因，投资与总量高度相关是很自然的事情，用投资波动解释经济波动似乎没有说明什么问题。
　　计划者冲动说。包括决策失误说和政治因素说。持此论的人不少，但对其作用的性质和特点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计划决策、政治原因是一种人为因素，需要剔除，应从经济运动内部的客观矛盾来探寻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 。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曾是计划经济，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有计划经济的性质，国有经济还占较大比重，“中央计划目标”仍在宏观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其重要性在逐步缩小，但不能随意舍象，而且这一因素导致的经济波动一定有投资膨胀，但不一定有消费膨胀 。
　　软约束竞争说。认为在公有制经济各基层单位之间存在着为占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以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和收入水平的经济竞争，这就意味着每一基层单位都存在着一种无止境的扩张冲动，这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持此说的人中对其作用的条件和方式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传统体制下的非价格竞争原则和软利益约束，导致地方和企业不断产生投资饥渴，竞相向中央争投资争项目，迫使积累率过高和银行超贷，形成高积累高投资—比例失调—调整—再冲动的恶性循环 。有人认为，在传统集权体制下，由于基层单位缺乏自主权，一切都由中央计划决定或中央批准，这种冲动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大，而在放权让利形成分权化体制以后，地方和企业有了自主权，特别是有了投资自主权和收入分配和支出自主权，就会在经济运行中起到较大的直接作用，并构成经济波动的一个决定因素。不仅如此，软约束竞争导致的经济过热有两个特点：一是投资和消费双膨胀，二是财政支出和信贷双膨胀，以至发展到信贷膨胀为主 。笔者以为，指出这一因素的作用条件和作用特点非常重要，否则，无法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和机理。
　　关于计划者冲动说和软约束竞争说都可以看作是体制因素说。我们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中，不仅说明了体制因素是造成中国经济过热和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而分析了这一因素如何造成了经济周期波动，提出了一种独特的周期理论，即“机制变换周期说”。这一理论假说认为，在传统计划者主权机制下，中国虽然发生过多次经济波动，但这种波动具有非典型性，计划者可以通过试错和调整，保持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也就是说，这种波动不具有经济的内在必然性，即单有计划者主权机制不会发生经济波动。在分权化改革形成的多元主权机制下，虽然短缺和过热增长不可避免，但不可能进行任何经济调整，使过热增长停止下来，即单有多元主权机制，也不会发生经济波动。因此，公有制经济所特有的经济波动，必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变换有关。它以多元主权机制下的经济过热增长为始点，以“收权”（机制变换）前提下的经济调整和调整时期的低速增长为终点的经济过程。可见，机制变换是因，经济波动是果，机制变换构成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 。
　　综合因素说。持强波经济论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策、体制现象，而是政策、体制和发展的综合产物。认为中国经济的繁荣和衰退的交替发生主要不是企业推动的，而是政府行为和宏观政策变动的直接结果，这种变动在更深的层次上都有体制根源和发展背景，由于体制上的纵向干预、同向波动和放大效应，必然造成波动的积累，而微观单位则处于从属地位，平素缺乏随机调整，只有发展到矛盾突出时才来个“急刹车”。从发展上看，后行工业化经济的增长过程也难以避免强波倾向 。这一分析引入了发展因素，但对体制因素的解释似乎只适用于改革以前的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