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及水次诸仓皆有令、丞”[xvi]。实质上东魏北齐的仓贮漕运之制也是继承北魏而来。在中央有京师仓和御府仓，即国家仓贮和皇室仓贮。在各州郡县有地方仓贮。《北齐书·神武帝纪》载，东魏天平四年（537年）四月，高欢“以并、肆、汾、建、晋、东雍、南汾、秦、陕九州霜旱，人饥流散，请所在开仓赈给”[xvii]。这说明东魏北齐至少在上述九州都有仓储。就陕州仓储而言，北齐天平年间在陕州就有陕城仓，史言：“西贼连年饥馑，无可食啗，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今高司徒已围陕城，粟不得出”[xviii]。又据《北齐书·河间王孝琬传》载，北齐河间王高孝琬曾任并州刺史，北齐武成帝高湛疑其谋反，“时孝琬得佛牙，置于第内，夜有神光。昭玄都法顺请以奏闻，不从。帝闻，使搜之，得镇库矟幡数百。帝闻之，以为反”。高湛从高孝琬家中所得镇库矟幡虽不能确定属于何处镇库，估计属于并州的可能性最大。崔昂在高洋时任度支尚书，“设转输相入之差，付给新陈之法，有利于人，遂为常式”[xix]。崔昂所制转输相入之法，详细内容虽无考证，但“有利于人” 却说明其改革赋税转运缴纳之制的确是降低了成本。同时，北齐为了避免粮食转输的困难，也在一些屯田之处设立仓贮。如斛律羡在河清三年出任幽州刺史，天统元年，诏加行台仆射，“又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东会于潞，因以灌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焉”[xx]。从“边储岁积，转漕用省”一语可以明显看出北齐斛律羡在今北京通县附近引水灌田时在此也设置有仓贮。




[i] 《魏书》卷9《肃宗纪》
[ii] 《魏书》卷9《肃宗纪》
[iii] 《魏书》卷110《食货志》
[iv] 《魏书》卷7下《高祖纪》
[v] 《魏书》卷114《释老志》
[vi] 参见张弓著《唐朝仓廪制度初探》12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vii]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十四，《河东道》三，406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viii] 《水经注》卷11《滱水注》
[ix] 《通鉴》卷109，东晋安帝隆安元年条
[x] 《北史》卷40《韩麒麟传》
[xi]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铨衡典》第33卷《官制部》，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版
[xii] 《文献统考》卷23《国用考》
[xiii] 《永乐大典》卷7517，3460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xiv] 《隋书》卷27《百官志》中
[xv] 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2《河南道》，中华书局2000年版
[xvi] 《通鉴》卷163，简文帝大宝元年条，引胡注，5043页
[xvii] 《北齐书》卷2《神武纪》下
[xviii] 《北齐书》卷28《薛琡传》
[xix] 《北史》卷32《崔挺传附崔昂传》
[xx] 《北齐书》卷17《斛律金传附子羡传》 北齐地方仓贮系统中也有贮藏“义租”的义仓。这种“义租纳郡，以备水旱”的义仓可能就是北魏“义仓”的延续。富人仓是北齐时期颇具特色的仓贮系统之一。北齐政权在河清三年（564年）下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粜之；贱则还用所粜之物，依价籴贮”[i]。但富人仓的粮食来源应当主要是垦租而非“义租”。对此，《永乐大典》取舍较为妥当，“北齐河清中，令诸州郡皆别置富人仓。每人出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ii]。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研究者并未区分清楚北齐义仓和富人仓，误以为二者功能相同。其实不然，这从义仓和富人仓二者的仓储内容就可以清楚看出。北齐义仓之粟主要是义租，而富人仓之储主要是中下户应交纳的垦租。只有在当年谷物价格低贱时才“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所谓富人仓，其功能实质上相当于常平仓。这一功能，张弓先生早有结论[iii]，此不再赘言。但北齐义仓并不等于富人仓，二者有严格区别，应该明确。
北周与北魏、北齐一样，也有京师仓和州郡仓等仓贮系统。中央太仓由司仓下大夫掌管，“司仓掌辨九谷之物，以量国用。国用足，即蓄其余，以待凶荒；不足则止。余用足，则以粟贷人”[iv]。北周在重要的水运之处设立仓储转运军实，如在黄河沿岸的滑台，就设立有转运仓，“滑台贮粟，以拟白马”[v]就是如此。各州有自己的州库。西魏恭帝三年（556年），李迁哲平定信州诸蛮，“信州先无仓储，军粮匮乏”，经过李迁哲对当地诸蛮的征讨，“由是诸蛮畏威，各送粮饩。又遣子弟入质者，千有余家。迁哲乃于白帝城外筑城以处之。并置四镇，以静峡路。自此寇抄颇息，军粮赡给焉”[vi]。既然信州“先无仓储”，按此逻辑，李迁哲掌领信州时期必然有了本州的仓储。这说明北周在今天四川一带也设置了仓库。周武帝宇文邕保定初（561年），赫连达出任夏州总管，“边境胡民或馈达以羊者，达欲招纳异类，报以赠帛。主司请用官物”，赫连达不同意，认为“羊入我厨，物出官库，是欺上也”，“命取私帛与之。识者嘉其仁恕焉”[vii]。这里的“官库”就是夏州的州库，其中除绢帛外，粮食储藏也必然属于重要部分。郭彦在北周孝闵帝时任沣州刺史，在州劝课耕稼，使“禁其游猎，民皆务本，家有余粮。亡命之徒，咸从赋役。先是以沣州粮储乏少，每令荆州递送。自彦莅职，仓庾充实，无复转输之劳”[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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