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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意识、冒险的意识、做大的意识，他们小富即安，满足于现有传统的小规模生产；他们的终极目标，不是做大商人、大实业家，而是一个能盖几间新房、娶媳妇的有脸面的村民。在90年代初，在经济总量开始转入过剩之后，他们所从事的传统的小规模生产，大多退出了市场，他们本人也退回到了传统的农业生产之中。至于大多数老实巴交的农民就不曾尝试过非农业这一真正具有商品特性的生产，他们一年复一年、一代复一代地重复着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生活。
江西农民缺乏现代商业意识有它的自然基础。江西地处亚热带，雨量充沛，山区种稻靠自流水，几乎不用人工灌溉，种粮的成本低。加上人均耕田较多（解放初人口才1500万），广种薄收就能获得生存所需要的食物，故农民不会轻易地离开土地，去寻找农业以外的谋生手段。
江西农民缺乏现代商业意识，还有历史渊源。明清时期，江西曾兴起过著名的"江右商邦"，其行商足迹遍及长江中游地区，当时有所谓"无江西人不成市"之说，想见商邦当时是如何鼎盛。但行商者大多是流民，他们资本小，文化水平低，是迫于生计才从事卖买，故多少有点半心半意。一旦积了点钱财就修祠堂、置族地，或守候父母，不愿远游。在他们看来，经商买卖并非正道、正业，读书入仕才是最高尚的。故江西历史上文人多、做官的多，但少有大商人。因此，今天江西农民缺乏现代商业意识，不能不说与这种深厚历史传统有关。这种传统今后还会或隐或现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一种阻力。
（3） 宗族、宗教意识的复活
解放后在中国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不仅摧毁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而且对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有着密切联系的宗族制度和宗族势力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宗族势力一度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劳动由过去的生产队或生产小组的集中劳动转为以户为单位的分散劳动，原先那种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层级行政控制随之弱化，加上后来一些有管理能力和影响力的村干部外出打工，以及一些贫困村因支付村干部补贴发生困难，干部工作消极等原因，使一些村级党的支部和自治组织的组织力、号召力大大削弱。在这种原有的权威严重削弱，甚至发生空缺的情况下，另一种权威，即宗族权威随之形成，这在一些"大姓"的村更是如此。目前，在江西的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山区，大姓中的长者事实上已成为农村基层的领袖人物，他们或通过控制农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影响或左右农村的基层组织，或者直接进入农村基层组织，以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人员的面目出现。
由于宗族具有较大的内聚力、协同力，因此，农村基层组织的宗族化倾向，有可能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积极因素，也有可能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消极因素。当宗族的领袖人物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和革新精神的时候，宗族可能成为传统农业改造的一种推动力量；反之，则可能成为传统农业改造的一种阻碍的力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宗族是从本宗族利益，特别是以居于领导层次的少数血缘关系较近的家族利益为至上的一种组织，具有封建性、保守性和狭隘性，因而，它更多的可能是成为传统农业改造的一种消极的因素。在农村宗族势力复活的同时，农村的宗教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目前江西的宗教主要是耶苏教。耶苏教就其劝善的教义来说，其对于一个社会公共道德的构架，不无积极意义。但同样地，宗教也既可能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又可能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当宗教领袖人物与社会改革和发展趋势保持一致时，宗教可能成为传统农业改造的一种有利因素；反之，则可能成为一种消极的因素。由于宗教信仰的虔诚，以及其活动的范围广，因此，它比宗族势力具有更大影响力。
宗族、宗教作为两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对传统农业的改造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我们的任务是尽量地利用两者的积极面，尽量地克制两者的消极面。
注释：
(1)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传统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是负值，他由此进一步认为，农业中存在着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则认为传统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率不可能是零值。根据笔者的观察和体验，由于农业中劳动投入的领域和方式是复杂和多样化的，经验会告诉一个农民，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以什么方式增加劳动的投入量是最有利作物生长，有利增加产量。因此，零值或负值是不可能存在的。
(2)参见陈文华等：《江西通史》第930-93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3)(4)《江西统计年鉴》2001。
(5)资料来源：李国强等：《当代江西五十年》，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6)根据我国入世承诺，至2004年，农产品平均关税由21.2%下降至17%，其中配额内的关税为1-10%；2002年粮食配额为1830.8万吨；2006年取消配额管理，市场将进一步开放。
(7)按全省种植业劳动力计算，不包括非种植业的农村劳动力。
(8)按每户3.03个劳动力推算。
(9)按劳均占有耕田和粮食单产两个因素计算。所以这里的劳均粮食产出水平指的并非是实
际产出，而是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实际生产能力。
(10)如以每年减少50万计算（等于每年建一个大城市），大约需要32年。
(11)参见《增长的极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12)《江西省实施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江西科技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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