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1732年《广西通志》，卷八十九，桂林府记有玉蜀黍，卷九十二，浔州府“玉米各州县出”。雍正1734年《山西通志》和雍正1735年《陕西通志》都以“玉蜀秫”为常产。西北早期方志较少，但乾隆1736年《陇西志》和乾隆1788年《皋兰县志》都有“玉麦”。道光1832年《兰州府志》，卷五，页卅上，更进一步说明：  “玉麦……则处处产焉。”康熙1711年的《盛京通志》即已载有玉蜀黍，乾隆1781年的《热河志》中的“包儿米”决不是新引进的，而是已有一段种植的历史。从玉蜀黍在全国传播的概况看来，四川在明末清初的一大空白，完全是由于文献的疏缺。

兹将各地玉蜀黍俗名列举如下：

(一)玉蜀黍(正式植物学名称，始于《本草纲目》。)

(二)御麦

(三)玉麦

(四)番麦

(五)西番麦

(六)包谷

(七)玉芦   康熙1683年浙江《天台县志》。

(八)玉芦穄   乾隆1750年江苏《如皋县志》。

(九)玉芦秫   乾隆1748年江苏《淮安府志》。

(十)广东芦   康熙1683年浙江《天台县志》。

(十一)御高粱   屈大均，《广东新语》。

(十二)玉膏黍   同上。

(十三)珠穄    光绪1892年浙江《永康县志》。

(十四)玉豆    光绪1885年山东《日照县志》。

(十五)玉粒    咸丰1851年贵州《安顺府志》。

(十六)玉粟    道光1847年贵州《广顺州志》。

(十七)玉秫    康熙1695年云南《宁州志》。

(十八)玉秫麦    嘉庆1814年四川《犍为县志》。

(十九)玉黍    乾隆1768年江西《南安府志》。

(二十)须粟    乾隆1784年江西《萍乡县志》。

(二十一)米囊子    同上。

(二十二)罂子粟    同上。

(二十三)象谷      同上。

(二十四)珍珠粟    顺治1650年福建《浦城县志》。浙江不少州县亦称玉蜀黍珍珠粟。

(二十五)宝珠粟    同治1872年江西《瑞金县志》。

(二十六)玉包谷    乾隆1773年湖北《郧西县志》。

(二十七)玉谷      康熙1678年河北《香河县志》。河北景州、沧州诸处同。

(二十八)御蕉籽(玉茭子)  同治1872年山西《河曲县志》。其他不少山西州县亦作此称。

(二十九)玉稻黍     山西《河曲县志》。

(三十)舜王谷    同治1863年山西《稷山县志》。

(三十一)禹谷    同治1866年山西《河津县志》。

(三十二)六(陆、稑)谷    乾隆1788年浙江《鄞县志》。

(三十三)饭包粟    光绪1889年广东《高州府志》。

(三十四)包菽     嘉庆1820年湖南《郴州总志》。

(三十五)包谷豆     同治1870年四川《营山县志》。

(三十六)番菽    嘉庆《郴州总志》。

(三十七)粟包    光绪1876年广西《上林县志》。

(三十八)苞粟    郭柏苍，《闽产录异》。

(三十九)番豆    同上。

(四十)包萝      嘉庆1819年安徽《怀远县志》。

(四十一)观音豆    民国1929年福建《建瓯县志》。

(四十二)观音粟  同治1874年浙江《湖州府志》。浙江、江西及福建若干州县有此俗称。

(四十三)鹿角黍   同上。

(四十四)鹿角米   同上。

(四十五)意粟   同治1860年浙江《嵊县志》。

(四十六)腰粟   同上。

(四十七)包稻   乾隆1762年福建《福宁府志》。

(四十八)金钗粟   同治1871年江西《建昌府志》。

(四十九)金稻黍   光绪1895年陕西《米脂县志》。

(五十)珠粟    同治1872年江西《南城县志》。

(五十一)金豆   同治1871年江西《南昌府志》。

(五十二)珍珠芦粟   嘉庆1799年江苏《宜兴县志》。

(五十三)天方粟   嘉庆1811年四川《金堂县志》。

(五十四)西天麦   乾隆1762年甘肃《肃州志》。

(五十五)番大麦   乾隆1763年福建《泉州志》。

(五十六)回回大麦   乾隆1762年甘肃《肃州志》。

(五十七)包(苞)米   道光1839年山东《蓬莱县志》。

(五十八)包子米   康熙1711年《盛京通志》。

(五十九)包儿米     乾隆1781年《热河志》。

(六十)棒儿米    嘉庆1808年山东《禹城县志》。

(六十一)棒子    道光1840年山东《济南府志》。

(六十二)木谷    道光1848年四川《通江县志》。

(六十三)木禾    光绪1906年四川《越雋厅志》。

(六十四)玉米    近代最普通俗称。(六十五)苞芦

（六十五）苞芦    道光1829年《徽州府志》，卷四之二，页四十二上下。

最怪的俗名是福建某县志所列的“腰边豹”，可惜匆忙之中未能重新查到。

至于最近一个多世纪玉蜀黍在华北平原上不时代替有些旧有低产的旱地粮食作物，18世纪末与19世纪前半叶玉蜀黍集中传播到川、陕、鄂三省边境山区和所引起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下节讨论马铃薯时将作部分的讨论，较有系统的讨论将留到全文的结论。

玉蜀黍传播四百余年对我国农产的影响，部分地可由下表反映出来。

表三  世界玉蜀黍生产概况(1973年)

资料来源：同表一。

(四)马铃薯

葡、西两国海外拓殖历史中，对马铃薯的传播远不如对玉蜀黍和甘薯热心。马铃薯原生在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热带高原地带和智利北部南回归线南北的高原地带。马铃薯在近百余年内虽成为西方世界及其文化圈内各国人民最主要的辅助食物，但历史上曾遭欧亚人民的长期“歧视”。因此，马铃薯在中国的早期历史，远较其他三种新大陆作物的早期历史为模糊①。

最早提到马铃薯传人中国的是荷兰人斯特儒斯Henry Struys，他曾于1650年访问过荷兰占领下的台湾。他已注意到荷兰人引进的马铃薯已经在台湾种植②。证以日本资料，此说可信。案马铃薯于庆长(1596—1614年)期间，由荷兰人传人长崎，因此长崎一带的人呼之曰“咬[口留]吧薯”(Jagatara imo)或“和兰薯”(Oranda imo)。Jagatara即Jakarta，亦即爪哇首府巴塔维亚③。乾隆1760年《台湾府志》，卷十七，页四上，列有“荷兰豆”，这就是距此百余年前荷兰人引进马铃薯所留下的“痕迹”。另有西方人曾于康熙1700年或1701年去过舟山岛的定海县，也亲见马铃薯的栽种④。

由于马铃薯味淡，长期不为人所欢迎，因此早期记载很少。中国本部最早记有马铃薯的是康熙1700年福建《松溪县志》。松溪现改为松政，在建瓯之北，松溪之上，隔山即浙江处州府庆元县。马铃薯好像自始即是高寒山区或贫瘠土壤的作物，长期受人忽视。18世纪的方志之中，记载有马铃薯的还是很少。因为方志中有关马铃薯的资料远比其他三种美洲作物的资料为少，我们不妨部分地按照年代，部分地按照地区，将种植马铃薯的各省、府、州、县全部排列如下：

—————————— 

①Berthold Laufer，《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Part I：The Potato》(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Chicago，1938)．此系洛佛氏晚年成熟之作，卒后四年，始行刊印。所用原料比较翔实，然亦不免错误及遗漏。所引西文资料，颇可补中国文献之不足。

②引在William Campbell，《Formosa under the Dutch》(London，1903)，p．254．  

③Laufer，《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Part I：The Potato》，p．81． 

④Laufer，《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Part I：The Potato》，p．70．

(一)乾隆1755年河北《祁州志》，卷三，页三十六下，物产中列有山药之外，并有“土豆”。因无其他描写和解释，无法肯定是否即是马铃薯。案甘薯俗名中有土瓜与地瓜，但未有称为土豆者。鉴于近代河北省，包括北京，多俗称马铃薯为土豆，此志中的“土豆”很可能就是马铃薯。

(二)乾隆1773年湖北《郧西县志》，卷五，列有“芋、毛芋、鬼头芋、山药、红薯”之外，尚有“土豆”。芋、薯种类如此之多，“土豆”应系马铃薯。因湖北西北部汉水流域稍晚志书中多记有马铃薯，此区且为马铃薯主要集中种植区之一，“土豆”似可肯定为马铃薯。

(三)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稿成于1848年，卷六，“阳芋”条：“阳芋，黔、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田，俗呼山药蛋，尤硕大，花色白。闻终南山氓种植尤繁，富者岁收数百石云。”案吴其濬为嘉庆1817年状元，宦游之余，毕生研究植物，“黔、滇有之”一语，最足以补文献之遗漏。“山西种之为田”，亦极有参考价值。以下大批方志证明吴氏所云陕南广种马铃薯观察记载均极正确。

(四)法人罗喜Enile Rocher，《La province chinoise du Yun-nan》，2 vols(Paris，1879—80)Vol．II，p．11，亦谓云南当光绪初年已相当普遍种植马铃薯。

(五)道光1847年贵州《平远州志》，“洋芋”。

(六)光绪1879年贵州《毕节县志》，“羊芋”。

案：贵州志书一般对马铃薯极忽略。廿余年前遍检北美各馆所藏方志，黔省仅获此两条。

(七)道光1849年湖南《宝庆府志》，“洋芋”。

(八)同治1871年湖南《新化县志》，“洋芋”。

(九)同治1870年湖南《江华县志》，“洋芋”。

(十)道光1846年新疆《哈密志》(1937年铅印本)，卷一，页一上，蔬类中有“洋芋”。四川、陕西、湖北三省志书对马铃薯记载较多，山区尤为密集。

(十一)嘉庆1812年四川《江油县志》，“羊芋”。

(十二)道光1825年四川《绥靖屯志》，“羊芋”。

(十三)道光1843年四川《石柱厅志》，卷九，页三下：  “芋，水陆两种。近又出二种，色分红白，土人呼曰洋芋。”

(十四)道光1844年四川《城口厅志》，卷十八，页七十三上至七十四上：“洋芋，厅境嘉庆十二三年(1807~1808年)始有之，贫民悉以为食。”亦多饲猪。

(十五)咸丰1857年四川《冕宁县志》，“洋芋”。

(十六)同治1866年四川《理番厅志》，“洋芋”。

(十七)同治1867年四川《彰明县志》，“阳芋”。

(十八)同治1870年四川《会理州志》，“洋芋”。

(十九)同治1870年四川《涪州志》，卷一，页三十二下：  “懋迁、武隆多高山，产洋芋、红薯。”

(二十)光绪1844年川《雷波厅志》，“扬芋”。

(二十一)光绪1885年四川《大宁县志》，卷一，页三下至四上：“羊芋……邑高山多种此，土人赖以为粮。邻县贫民来就食者甚众。”

(二十二)光绪1892年四川《名山县志》，“洋芋”。

(二十三)光绪1893年四川《太平县志》，“洋芋”。

(二十四)光绪1893年四川《奉节县志》，卷十五，页一下：“案：包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

(二十五)光绪1894年四川《黔江县志》，“洋芋”。

(二十六)光绪1903年四川《江油县志》，“洋芋”。

(二十七)光绪1906年四川《越雋厅志》，卷三之二，页一下：“羊芋，出夷地，可作粉。”

(二十八)民国1915年四川《峨边县志》，“洋芋”。

(二十九)民国1922年四川《南江县志》，卷二，页七下：“北部多山地，以包谷、麻、豆为大宗，间种荞麦、燕麦。而洋芋，即马铃薯，尤为山民食料所资。……山坡地一亩尝挖芋十余石。番薯，俗名红苕，惟低地种之。”

(三十)民国1924年四川《松潘县志》，“羊芋”。

(三十一)民国1926年四川《南川县志》，卷四，页十九上：“山田产稻。山土产前独产洋芋，今已绝种，下地亦多腐于地中。”

(三十二)民国1928年四川《大竹县志》，“马铃薯”。

(三十三)民国1931年四川《宣汉县志》，“洋芋”。

(三十四)民国1931年四川《武胜县志》，“洋芋”。

(以上四川)

(三十五)道光1829年陕西《宁陕厅志》，卷一，页二十一下：“洋芋，此种不知所自来。山多种之，山民藉以济饥者甚众。”

(三十六)道光1832年陕西《宁羌州志》，“羊芋”。

(三十七)道光1842年陕西《留坝厅志》，“洋芋”。

(三十八)道光1843年陕西《紫阳县志》，“洋芋”。

(三十九)光绪1879年陕西《定远厅志》，“洋芋”。

(四十)光绪1883年陕西《孝义厅志》，卷三，页八下：“洋芋，俗传此种系嘉庆时杨大人(遇春)自西洋带来。高山民以此为主食。”

(四十一)光绪1892年陕西《凤县志》，卷八，页十下：“高山险僻宜洋芋。”

(四十二)民国1921年《南郑县志》，卷五，“物产”，列有包谷、番薯及“爪哇薯”。案：爪哇薯即长崎原称“咬[口留]吧薯”之别称。民国间若干县份有自日本引进马铃薯者。但南郑之称爪哇薯，不足以证明必自日本引进。

(以上陕西)

(四十三)咸丰1852年湖北《长乐县志》，卷八，“物产”，及卷十二，“风俗”。“风俗”，页十下至十一上：“羊芋有红乌二种。红宜高荒，乌宜下隰。高荒二月种，六月收。下隰腊月种，四月收。窖在土中。……向无此种，近平处处有之。土人以之作粮，又可作粉，卖出境外，换布购衣。”

(四十四)同治1864年湖北《宜昌府志》，卷五，“赋役”，页一下：“山居者……所人甚微，岁丰以玉黍、羊芋代粱稻。”

(四十五)同治1865年湖北《宜都县志》，卷一，页二十三上下：“山田多种玉黍，俗称包谷。其深山苦寒之区，稻麦不生，即玉黍亦不殖者，则以红薯、洋芋代饭。”

(四十六)同治1866年湖北《保康县志》，“羊芋粉”。

(四十七)同治1866年湖北《巴东县志》，“洋芋”。

(四十八)同治1866年湖北《长阳县志》，“地理志”，卷一，页一下：“羊芋有黄、白、乌三种。”

(四十九)同治1866年湖北《恩施县志》，卷六，页十三上：“洋芋，种时用草薪，经火烧，则大获。夏种秋收，春种夏收。”

(五十)同治1866年湖北《建始县志》，“羊芋”。

(五十一)同治1866年湖北《房县志》，卷十一，页十一上：“洋芋产西南山中。……至深山处，包谷不多得，惟烧洋芋为食。”

(五十二)同治1871年湖北《施南府志》，卷十，“风俗”，页三下至四上：“郡在万山中。……近城之膏腴沃野，多水宜稻。……乡民居高者，恃包谷为正粮，居下者恃甘薯为救济正粮。……郡中最高之山，地气苦寒，居民多种洋芋。……各邑年岁，以高山收成定丰歉。民食稻者十之三，食杂粮者十之七。”

(五十三)光绪1880年湖北《荆州府志》，“洋芋”。

(五十四)光绪1884年湖北《兴山县志》，“洋芋”。(以上湖北)

(五十五)光绪1892年《山西通志》，卷一，页十八下至十九上：“阳芋，植尤广，边县以为粮。……俗呼山药蛋。”

(五十六)宣统1909年《甘肃通志》，卷十二，页三下：“羊芋，生坡地，可作谷食。”

(五十七)民国1919年甘肃《大通县志》：“土芋，俗名洋芋，一名土卵，一名土豆。”

(五十八)民国1926年甘肃《崇信县志》，“洋芋”。

(五十九)民国1935年《察哈尔通志》，卷八，页廿九上：“马铃薯，宣化、赤城、阳原、沽源、商都、龙关，涿鹿、宝昌、张北均产。”

(六十)民国1934年《奉天通志》(伪满编辑)，卷一零九，页廿五下：“马铃薯，俗呼地豆。种类极多，本境种者有红白二种。……红者为纽约种，味较逊，然块茎特大，种者尤多。”又引民国1927年《辽阳志》：“近因日本人用为佐餐常品，种者益多。”

(六十一)民国1930年《吉林通志》，卷三十三，页十一下：“近有海外土豆，皮淡红色，大于中产。又高丽土豆，黄、白色，但其味均不甚美耳。”

(六十二)民国1933年《黑龙江志稿》(伪满编辑)，卷十四，页十下：“土豆，其形如芋，钜者类芋魁。……一名马铃薯，红白黄三种，邑多白者。……立夏种，八月掘食。”

再以下清末民国福建方志数种，内中叙事，似隐示西方传教士往往一再引进马铃薯种。

(六十三)光绪1903年福建《闽县乡土志》，第四册，页三二三下：“洋薯，种自欧洲到。苦竹等处广种之。状圆，不甚甜，颇可获利。”

(六十四)民国1919年福建《政和县志》，“马铃薯”。

(六十五)民国1929年福建《霞浦县志》，卷十一，页一下：“近有自法国来薯种，百日熟，年可二获。”

(六十六)民国1929年福建《建瓯县志》，“马铃薯”。综观以上方志及其他记载，凡土壤贫瘠，气温较低，其他粮食作物不易生长的高寒山区，却成了马铃薯传播繁衍之区。它自始即是分晓民的食品，三百余年内对我国瘠土的利用，发生很大的功效，这功效部分地可从下表中反映出来。

表四  世界马铃薯生产概况(1973年)

资料来源：同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