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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      ★★★ 【字体: 】  
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的影响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1-09 23:16:49   点击数:[]    

16世纪初,葡萄牙人把甘薯带到非洲沿海诸地,印度西岸的要港果阿 (Goa),今日印尼的部分的岛屿群,和南北美洲的中纬度沿海诸地;而西班牙却先把甘薯传到墨西哥的太平洋岸,然后再从墨西哥的西海岸传到西太平洋区,包括菲律宾①。
葡萄牙殖民帝国形成的历史是一般人所熟悉的。早在1509年葡人已将果阿作为东方殖民地的主要根据地。1511年已经占领马剌加,即今日马六甲。1512年即开始占领香料群岛(也就是摩鹿加群岛)。1514年已在广州所属屯门岛试叩大明帝国的南门。葡人海上进展如此的快,他们已引进到果阿的美洲作物在印、缅、滇的传播照理不会太慢。
另一史实,一般人并不清楚,这就是明代滇缅之间存在着一条物资、文化不断交流的通衢大道,东起昆明,中经大理、下关,西越保山、腾越而达缅甸。万历晚期曾任广西巡抚、足迹几遍全国、留心世务的谢肇涮,在他的名著《五杂俎》中,盛称:“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饶。”②在他的另一著作《滇略》中,描写了这条通衢西段的繁荣景象:
“永昌、腾越之间,沃野千里,控制缅甸,亦一大都会也。山高水深,饶竹木鹿豕鱼虾之利。其人儇巧,善制作,金银铜铁、象牙、宝石、料丝、什器、布罽之属皆精好,甲他处。加以诸夷所产虎魄、水精、碧玉、古喇锦、西洋布及阿魏、鸦片诸药物,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故其习尚渐趋华饰,饮食宴乐。谚谓永昌一日费三百石酿米,亭午以后,途皆醉人,此其敝也。”③
综合海陆两方面资料看来,海道自吕宋传到漳州和福州似应在16世纪70、80年代;而西南的甘薯似应在16世纪的最初三四十年间即已传人云南。否则不易于1563年见于著录,更不易解释何以在1574年的《云南通志》里,甘薯已被六个府、州列为当地物产。
甘薯由印、缅人滇虽然比由海路人闽要早,但在我国西南诸省早期的传播,在文献上却很难追溯。这大都要归罪于明清六版《四川总志》(嘉靖1541年,万历1581年,1619年,康熙1671年,雍正1733年,嘉庆1816年)物产部分往往根本不谈粮食,专重非食物的特产。这个劣例又影响了不少明末清初四川的若干府、州、县志的体例。明清两代的《贵州通志》和《湖广总志》也犯了同样的毛病。
甘薯自福建早期的传播比较容易追溯。万历1594年由福建巡抚金学曾的提倡,甘薯在福建引起了较广泛的注意。泉州著名学人何乔远,在主编崇祯1629年的《闽书》时,撰了一篇《番薯颂》,赞扬它的种种经济价值。徐光启在1625年至1628年编辑《农政全书》时,把何乔远的《番薯颂》完全征引,并派人到闽南去取薯种,并确在上海一带试种。
广东的甘薯可能是由葡人传人;也可能是由闽南传播。屈大均《广东新语》序,作于康熙1700年,卷二十七页廿九下:“番薯近自吕宋来,……切为粒,蒸曝贮之,是曰薯粮。”吴方震《岭南杂记》(《丛书集成》本)页四十一:“番薯有数种,江浙间亦甚多而贱,皆从海舶来者。形如山药而短,皮有红白二种,香甘可代饭。十月间遍畦开花,如小锦葵。粤中处处种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粤中米价踊贵,赖此以活。有切碎晒干为粮者,有制为粉如蕨粉藕粉者。”
 兹将见诸方志的甘薯俗名列举如下:
————————————————
①  Herald C.Conklin,“1he Oceanian-African Hypothesis and the Sweet Potato”,in Barrau,cd.,《Plants snd the Migrations of Pacific Peoples》,pp.129—136.
②  日本1795年版,卷四,页二十五上下。
③  明刻本,序五年代,有“崇祯丁丑仲冬行人顾铉查讫”之印,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卷四,“俗略”,页十五下。

(一)嘉靖1563年《大理府志》卷二:“白芋、红芋、紫芋。”

(二)万历1574年《云南通志》卷三,姚安州,景东府,顺宁州,“红薯”。

(三)万历1594年后福州一带称甘薯为“金薯”。

(四)万历1595年《普陀山志》卷二页四十三下:“番芾来自日本,味甚甘美。”

(五)万历1606年福建《古田县志》卷五页廿四上:“薯,似山药而大,有红白二种。”

棣案:此为东南沿海俗称,甘薯为“红薯”、“白薯”最早之例。

(六)崇祯1629年《闽书》,“番薯”为早期通称。

(七)崇祯1629年江苏《太仓州志》,“红山药”。

(八)康熙1683年浙江《永嘉县志》,引在乾隆1761年《温州府志》,“番荠”。

(九)乾隆1747年湖南《长沙府志》,“粤芋”。

(十)乾隆1752年云南《陆凉州志》,“山芋”。

(十一)乾隆1760年江苏《崇明县志》,“番芋”。

(十二)乾隆1772年浙江《奉化县志》:“番芋,种来自日本。”

(十三)金笺门,《海曲拾遗》(嘉庆1812年),卷六,论江苏南通州一带物产:“甘薯,俗呼番芋。江船贾客以其音不利,遂改为山芋。种得自舟山,今江北高原皆种之以佐餐。”

(十四)嘉庆1812年安徽《黟县志》,“朱薯”。

(十五)道光1828年广西《康远府志》,“黄薯”。

(十六)道光1830年山西《大同县志》卷八页廿三上:“白薯,俗名回子山药。”

棣案:西北一带不乏称甘薯为回子山药者。如光绪1879年甘肃《丰镇县志》,卷六。

(十七)道光1838年河北《新城县志》,卷八,页四下:“薯,本作藷,一名番薯,一名土瓜,一名地瓜,一名红山蓣。”

(十八)陶澍,《陶文毅公全集》  (1839年后刊本),卷廿六,页一上至三下,详述温、台一带之人至皖南山区广植“山薯”。

(十九)同治1864年山东《宁海州志》,“玉薯”。

(二十)同治1870年湖南《江华县志》,“黄薯”。

(二十一)光绪1895年四川《叙州府志》卷二十一页四下:“甘薯……大者名玉枕薯,按各厅县皆产。”

(二十二)光绪1902年贵州《仁怀厅志》,“黄苕”。

(二十三)徐有榘,《种薯谱》(朝鲜,1834年),页二上至三下,“甘薯”,“番薯”,“红山药”,“赤芋”,“琉球芋”,“番茄”。

计甘薯名之可考者,共二十六:(一)甘藷,(二)白蓣(芋),(三)红蓣(芋),(四)紫蓣(芋),(五)红薯,(六)白薯,(七)甜薯,(八)金薯,(九)番薯,(十)红山药,(十一)番芾,(十二)番荠,(十三)粤蓣,(十四)番芋,(十五)山芋,(十六)朱藷,(十七)黄薯,(十八)回子山药,(十九)土瓜,(二十)地瓜,(二十一)红山蓣,(二十二)山藷,(二十三)黄苕,(二十四)赤芋(朝鲜),(二十五)琉球芋(朝鲜),(二十六)番茄(朝鲜)。   

甘薯在18世纪传播日广,固与人口增加,食料需要日广有关,但也部分地由于官方的倡导。如陈宏谋抚陕,于乾隆1745年明令治下州县认真引进薯种,教民种植。其文集《培远堂偶存稿》(无确切刻刊年份),“文檄”,卷二十,页一上至一下:

“甘薯……俗名番薯,又名红薯……其种来自海外,闽广最多,浙江之宁波、绍兴,江南之崇明,河南之汝宁、汝州,江西之广信、赣州、南安皆有之。近来江北亦皆试种。”

并正式命令:

“正杂各官,有闽、广、江、浙、蜀、豫之人,正可从家乡觅带薯种,在城身先试种。如署中有能知种法者,竟可散之民间,教人种植,费力无多。一年生薯,其藤无数,一处得薯,到处传种,不几年而遍一邑矣。”

案,陈宏谋历任封疆二十年,以身体力行闻于当世,终拜大学士。1745年冬十二月,其下属官确已自江、浙、豫、蜀等省“购觅薯种,并雇有善种之人到陕”。故此类官方倡导,决非衰世一纸空文所可同日而语。

嗣后,乾隆十七年(1752年),直隶、山东等省又推广甘薯的种植。终18世纪,督抚以下各省大吏,如布政使、按察使之流,亦不乏热心倡导广种甘薯以备荒者。乾隆皇帝本人,鉴于1785年河南夏粮歉收,亲下谕令。豫抚毕沅,虽对人民生计之关怀远不如陈宏谋,亦不得不认真推广甘薯的种植。当18世纪太平盛世,官方三令五申地督倡,的确起了积极的作用。

不过,在农作物发展的历史上,官方倡导虽能起作用,但新作物之所以能不断地被农民接受,还是要看它的经济价值。自18世纪中叶直至太平军起义,甘薯随着玉蜀黍,逐步进入长江内地的丘陵地带,特别是集中在川、陕间的山地,湖北省西南部的山地,和湖北西北部汉水流域的山地。为避免重复,这一段甘薯传播的历史,将在下两节讨论玉蜀黍和马铃薯时再较详讨论。

总之,四百余年来,甘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起了极深刻的影响。朝鲜“湖南按察使”徐有榘,在1834年编辑了一部《种薯谱》,曾征引了1765年某朝鲜大员派人赴日本引进甘薯时所作的一首诗。前两句:“万历番茄始人闽,如今天下少饥人。”这首诗虽稍有夸张,但最能说明甘薯的历史作用。直至今日,甘薯是我国最重要的辅助食粮之一。由下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甘薯的产量在世界上占有压倒的优势。 

表二  世界甘薯生产概况(1973年)

 

 

  播种面积(公顷)

公顷平均产量(公斤)

总产量(公吨)

全世界

15069000

8850

133366000

中国

28100130

9399

111000000

日本

90000

22222

2000000

美国

51000

10932

561000

    资料来源:同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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