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并且认为，“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②”，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意义。

辩证思维是我国传统科技又一重要特征。特别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最大，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例如在黄河防洪建设中，为防止堤防决口，宋、元、明三代大都以分流为主导思想，认为只有在上游分流以适应河道容蓄的能力，才能防止洪水决溢。但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则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黄河善决善淤善徙特性的关键是河水含沙量太大。泥沙淤积抬高河床，既减少输水能力，又增加防洪的困难。于是，他总结前人的合理主张，提出了“束水攻沙”的理论。他反驳上游合流将增加下游防洪困难的论点，认为合流固然会增大下游洪水流量，但流量增加了，河水流速会相应提高，并同时提高了冲刷河床淤积的能力。只要河床加深了，防洪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所以说：“盖筑塞似为阻水，而不知力不专则沙不刷，阻之者乃所以疏之也。合流似为益水，而不知力不宏则沙不涤，益之者乃所以杀之也。……借水攻沙，以水治水。”③阐明了合与分，冲与淤之间的辩证关系，成就了治河理论上划时代的贡献。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指出：“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④某些西方科学家还认为，这种辩证思维对现代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将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传统水利科学技术的弱点则表现为理论概括不够，定量分析不多和实验观测少。⑤

我国古代的水利著述甚丰，仅水利专著就有500种以上。但这些著作多为建设实录，缺乏抽象概括，未能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认识，类似战国时代的《管子·度地》对水流运动规律和土壤特性的归纳，宋元时期的《河防通议》对河流水势、水汛以及防洪工程规范之类的理论著作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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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明·潘季驯：《留余堂尺牍》卷2，上阁下书，转引自韩仲文《潘季驯年谱》。   

    ②颜泽贤，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7—108页。   

    ③  明·潘季驯：《河防一览·河工告成疏》卷8，水利珍本丛书本，1936年。   

    ④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s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337页。   

⑤  郭涛，中国传统水利的特点及其停滞，中国水利，1989年，第3期。   

定量分析较少，即使类似潘季驯《河防一览》、靳辅《治河方略》这样的大家著述，对传统水利的认识也停留在对现象的直接观察上，也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和趋势的描述，未能应用当时已有较高水平的数学进行量化并进而上升到理论公式。明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对于水利工作中不重视数学和测量的应用曾有中肯的批评。①因此，应用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知识，探讨散见于浩瀚古籍之中的治水实践的科学内涵，并进行系统归纳，就成为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实验观测是科学发展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即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以来所提倡的为探寻自然现象发生的因果关系而进行的系统实验。而在我国古代进行实验观测的事例十分罕见。由于没有科学实验的鉴定，既不能对工程实践的结果进行预测和总结，也不能通过实验归纳上升为理论认识。

由于存在这些弱点，使得我国传统水利技术虽然在唐宋时期已发展到最高水平，但此后就停滞不前。元明清时期，虽然水利建设进一步普及，但技术水平一般并未超越唐宋；建设规模和速度更难以与秦汉时期相比。明清水利著述虽然丰富，但资料性居多，理论概括较少。

中国水利的起源晚于古巴比伦、古埃及等文明古国，比起奴隶制高度发达的古希腊也略逊一筹。但中国却较早地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力地推动了水利工程的建设，以致从春秋战国开始，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如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郑国渠等大型灌溉工程相继完成，秦汉时期治理黄河和兴建跨流域运河的工程，都已显示出中国水利科学技术在世界的领先地位，这种领先的势头一直持续到15世纪。而此后，以欧洲文艺复兴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西方水利获得飞速的发展，其水利科学技术开始领先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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