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这样，中国最大港口的引水业务，就被外籍人所把持的管理当局，特许给了同样是由外籍人控制的上海引水公会去独家专营。

实践再一次越出了条约文本的许可范围，并推出了新的“文本”。关于这份“特许状”，海关主管引水事务的最高官员--海务巡工司后来曾说道：“很明显，它并未呈递给中国政府或总税务司审查，也未得到其批准。因此，我也怀疑它是否具有效力。”[18] 可是，它却成了上海引水公会独占该港引水业的法律依据，1920年代中国政府试图收回引水权时，外籍引水员还以之为“武器”，公然抵抗。与1855年和1859年如出一辙，新的“文本”同样不具备合法性效力，却发挥着事实效力。

关于唯一的中国籍引水员张玉的问题，上海港务长与上海引水公会几经交涉，决定让张玉“退休”，同时由公会出资2000两白银，作为他的补偿金。[19] 至此，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条约文本与实践的反复互动，在引水业最为发达、引水员人数最多的上海港，中国的引水权终于丧失殆尽。这一局面维持了25年，直到1928年，才有中国籍引水员重新加入该港引水业。

四、实践的不对称性：权利丧失的内因和后果

在条约文本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主要是外国势力的单方面行动，却几乎看不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对等行动。倒是在中法战争中，这种实践的不对称性显露了出来。这一线索，或许能帮助后人理解近代引水权丧失的内因和后果。

中法战争期间，法国军舰在东南沿海耀武扬威，其中就有外籍引水员的一份“功绩”。当时担任浙江宁绍台道的薛福成，认识到了外籍引水员为敌所用的危险。为了防止他们接受法国军舰的雇用，他将宁波港的两名外籍引水员预先雇用下来，让他们签订合同，答应不为法军服务。听说上海港两名熟悉宁波港的外籍引水员将为法军雇用，薛福成又电请上海道帮忙阻止，结果花了二千两银子，才使这两人签约画押，答应不接受法军的雇佣。[20]

但即使如此，还是有外籍引水员为法国军舰服务。法国人罗亚尔清楚地记述了原台湾淡水港的一名英籍引航员的表现：他是淡水港唯一的引航员， 1884年9月初，他离开台湾，并告诉人们说可以在香港的法国领事馆找到他。这不啻在向孤拔暗示：“我投奔你们来了！”于是，当年10月法军进攻淡水港时，这名英籍引航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此，连法国人都感到震惊：“他所提供的情报是这样的准确，使人相信他本人便是做封塞河道工事的人，尤其是相信置于栅栏面前的水雷是在他的指导下装设的。”[21] 有这样的人来指点航路，法国军舰自然可以顺利进出中国港口和海防要地。

表现最“英勇”的，当数上海港的英籍引水员托马斯（J. Thomas）。1884年8月，他引领法国军舰长驱直入闽江，参加中法马尾海战。此役福建水师全军覆没。不过，托马斯自己并没有捞到好处，福建水师“扬威”号一发炮弹，正好击中他所在的法军旗舰“伏尔他”号，当场将他击毙。[22]

另一名上海港德籍引水员穆勒（B. J. Muller）的行为，则令上海关税务司也感到“实属可恨”。穆勒从1876年开始在上海港担任引水员。1884年6月至1885年7月，他向上海关理船厅请假离职，其实是受雇于法国军舰。1885年2月14-15日，法舰进犯石浦港，就是由他来领航的。战争结束后，他托法国总领事写了一纸凭据，证明他在这一段时间内“所作皆系体面可为之事”，要求发还他的引水员执照。总税务司觉得穆勒的行为未免太过分，因而没有答应他的要求。[23]

中法战争期间外籍引水员的助敌行为，以及中国政府对此无能为力，表明直到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的“引水权”观念还没有成长起来，因而在行动上表现得麻木、消极和被动。这正是近代中国引水权丧失的根本原因。连引水权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如何珍惜、维护它？薛福成算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但他的对策，也只不过是一种“技巧”或手段而已。相比之下，作为本国政府在华代表的外国领事，以及外国航运商、外国保险公司等，却表现了积极、主动的态度。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条约文本才得以出现，实践才得以持续进行，外籍引水员才能够一步步进入上海港引水业，并最终将之垄断起来。实践中双方呈现如此之大的不对称性，引水权旁落的苦果又如何能避免呢？

血的事实，向人们显示了引水权丧失的惨重后果，不能不促使中国人觉醒。但这却是在三十多年以后了。1922年，航运界人士开始呼吁政府收回引水权时，即以这次事件为案例，来提醒国人莫再重蹈历史覆辙：“中国若在战时，各口无一华人引水可以雇用，而外国人引水为敌船向导，亦无法律可以制裁。中法之役，有案可证。”[24] 引水权已经完全丧失、不良后果充分展现出来之后，中国人的引水权观念才找到了成长的契机。这不能不使人感叹近代中国时代进程和历史主体的错位：一方面是主权逐步丧失，另一方面却是主权观念的缺席和权利主体的沉默。

结 论

晚清上海港引水权的丧失过程表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并不等同于主权的真正丧失。从条约文本的有关规定，到主权的真正丧失，还有一个相当长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条约文本及其基础上的实践，对于主权丧失的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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