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通利渠水利组织的性质

    从上文了解到，通利渠水利组织有着自己的机构设置及运作制度，其中也偶有官方内容的体现，那么其性质到底如何?是民间自治的成分多，还是官方统治的分量大?

    首先，合渠组织与上级官方之间。合渠机构中没有任何官方人员，选举时，虽然其所举充人员的名单要到官府备案，但在其他环节中，合渠绅耆会议所起的作用更大。组织经费的来源与官方毫无干系，所有经费由合渠自筹，虽然偶有上级官员募捐，但毕竟是微乎其微的。从组织的管理制度来看，常态下的管理与官方没有关系，即使违犯渠例，但情节轻微时，也由组织自行处理，只有当情节较为严重时，才会“送官”。从合渠的章程——《重修》来看，其督修者、协修者、写序者均系官员，其中的协修者还是3县18村的本籍人士，具体缮写工作则由合渠绅耆完成；在内容上，附录中除有水案卷宗以及沿革碑刻外，还有传记，被立传者大都是为合渠做过贡献的官员；在文字表达上，“准合渠禀官责革”，“准将渠长科罚”则明显带有官方口吻。可见，水利组织并非完全的独立与自治，其中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上级官方的成分。

    其次，合渠组织与乡村管理机构一保甲制之间。我们发现，合渠组织把各村甲首纳入了自己的管理系统，与各村沟首处于平行地位，它须接受正副渠长的约束，否则同样会被渠长“禀案革退”。但是，《重修》并未对甲首的津贴作出任何规定，说明其津贴仍来源于保甲系统。可以说，甲首除需完成其本职工作外，还要兼及合渠事务，具有双重身份。

因此，合渠组织作为一个地缘因素突出的地方实体，在常态下是自行运转的。它无需其他任何力量的介入，并且“本能的拒斥外来力量的介入”，它具有乡村权力网络的特征，即“浑然天成的自治体系”。[3]但它在封建专制集权不断向乡村渗透的过程中又不得不有所让步，即通过对重大事宜向官府的禀报，与官方建立起某种联系与默契，而使双方相互受益。一方面，合渠组织可以“利用官府的正统地位和权威，作为其行使权力的基础”，[1](p271)确保其组织自身和渠务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官府也利用合渠绅耆以及渠长对乡里的熟知以及在民众中的威信，对乡里社会进行控制、管理与教化，而且巧妙地把保甲制中的“甲首”归人合渠组织，从最基层向乡里组织悄悄地渗透。由此我们认为，通利渠水利组织是带有官方影子的民间自治组织，其运行状态是封建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系统相互妥协与利用的表现，自治占据主流。其管理下的通利渠是经官方认可的，由合渠自行出资、兴工、运转，合渠民众自身受益的民间性水利设施。

五、结论与余论

    传统社会把国势的兴盛寄托于“好人政府”，地方组织中也同样如此。人们对制度本身的思考往往只停留在表层，而很少能触及根本。清朝末年，伴随着封建帝国政体的行将就灭与苟延残喘，地方社会的水利灌溉系统亦做出重大调整，即欲通过对水利章程的修订，使已发生紊乱的灌溉秩序得以恢复。从《重修》完备的内容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这种期待的用心良苦。然而“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仍然是终结性的，因为制度最终还是由人来操作。但我们并不能否认这种制度调整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国家与乡村社会权力之间的互动使统治秩序与地方组织的管理秩序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不难想象，水利组织人员基于水利管理产生的权威，必将有利于其在乡村社会其他事务中发挥同等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因此，参与水利管理或控制水利组织，对于乡村社会不同利益体而言，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由此引发我们对水利组织与基层权威、水利组织与村落共同体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可以推断，由于水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极可能在区域范围内形成以水为中心的社会运行模式。当然，因本研究仅是建立在个案的基础上，其所覆盖的空间范围毕竟有限，最多可推至山西全省，因此上述结论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如何，仍需更多的个案研究来证明。至于华北地区乡村社会是否存在同样的运行模式和特点，将是我们在今后研究中尤须注意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美]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与评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王先明，常书红．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J]．史学月刊，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