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利组织的运作模式

    (一)水利组织的选举与换届

    首先，合渠绅耆会议每十年或十五年开会一次，进行换届。周期所以如此长，是与其身份和工作性质分不开的。绅耆作为乡土社会的精英，本身在民众中就有很高的威望，并且这种威望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一般情况下没有换届的必要；同时，这十余年又是另一批社会精英的培养与形成阶段，从此意义上讲，每届任期十年或十五年是较为合理的。就其工作性质而言，委员一般不直接参与渠务的管理，遇有棘手的渠务时才临时集合议定，工作相对轻闲。故而，相隔数年进行换届，其意义只在于补充新鲜血液，实现新老交替。当然，我们并不能排除因为舞弊等特殊情况而改选委员的可能。

    其次，日常管理组织中，正渠长作为日常管理组织的最高层，其人品的好坏，管理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合渠能否正常运行。因此，其选举、交接、连任等也就显得格外重要。关于渠长资格的认定，《重修》规定：“选举渠长务择文字算法粗能通晓，尤须家境殷实、人品端正、干练耐劳、素孚乡望者”，而“不准推举僧道及家身不清、曾充贱役之人”。然而，并非每村都有举充渠长的资格，上三村兴工渠长“归赵城县之马牧村一村充庸”，“上五村之李村，中五村之白石、杜戌村能轮流充庸治水渠长”，中五村之督水渠长由“吴村、王曲村、太涧村三村轮流接充”。举充程序上，“一轮应某村保举渠长须各村认可”，然后邀集合渠绅民“详细妥议”，将合意之人登记人册，禀明平阳府核准。得到核准后，渠长便正式产生了。渠长每届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

    副渠长资格的认定与渠长相当。其举充程序是：在“应充渠长之村，预择公正勤谨、堪胜渠务之任者各若干家，注册定案，作为预备渠长”，预备渠长作为副渠长的候选人在这若干家内轮流举充。如果副渠长“本人年在五十岁以上，其子辈亦能谙练渠务、公正勤劳、堪胜渠长之任者，准其于本人名册下注明。其子弟不堪胜任，虽本人年在五六十岁，亦不得含糊备数”。副渠长有一年时间了解和熟悉渠务，一年过后，“如果堪胜厥任，此年即作为正渠长”，“否则禀请革退另换”。

    由此可知，充任渠长的大致过程应是：预备渠长—副渠长—正渠长。

    沟首的举充远远没有正副渠长这样严格。各村沟首一般都是“轮充”，但“人品不端或曾犯脏私及贻误渠务、经官责革者，均不准充”。应该说，凡属顺民之列大都是可以充任沟首一职的。甲首的举充属于乡村保甲制范围，自乾隆年间起，甲首不再轮流充任，而是选择“殷实老成、有子弟者充之”，①倒是与渠长的举充有几分相像。

    (二)水利组织的经费来源

    从水利组织自身的运转来看，无论是合渠绅耆会议，还是日常管理机构都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因此，在实物上的开销是微乎其微的，保证组织存在和运行的经济基础就只有津贴一项了。而合渠委员是没有报酬的，这不但与他们的工作性质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他们在乡土社会中的角色所决定的。首先，绅耆是乡土社会中的“精英”，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一般也都是有钱有势者，有许多还是大地主，这就为他们服务乡里、造福于民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为了表达自己对故土的亲近感情，绅耆往往投身于乡里公共事业，这样做是他们较高境界的体现，当然也不能排除他们中有的是为了留名后世以及确立自己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和威信的可能。[2](P264)因此，津贴对于他们来说，已是可有可无，若不要津贴反倒愈显境界之高。其他人员就大不一样了。一来，他们的工作确实繁重，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工作稍有疏忽，就有被“责革”的危险；而且，渠务工作的特殊性对他们的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可以说，他们是凭借治渠本领“吃饭”的，获取津贴是理所当然。二来，他们并非全是富户，即使要求渠长须“家道殷实”，但渠务工作的风险性甚至会使其家破人亡。《重修》有载：“孙曲村每遇亢旱渠水缺乏，该村民人即率众殴辱渠长，甚至拆房毁室，相习成风”。因此，津贴也可看作是对工作风险的补偿。而对于普通百姓甚至无业游民来说，担任合渠职务，也许并非出于多么高的境界，只是以此养家糊口罢了，津贴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

    合渠采取“优免制”保证津贴的来源。所谓“优免”，即是免去该渠长所出之村的夫役若干名，“每名夫作钱四千五百文”，作为渠长及所雇督巡水之津贴。沟甲首的津贴则因“各村章程不一，应由各该村随时议定”。合渠规定优免督水、治水、接水三渠长所出之村12名夫役，其中每4名用来雇觅督巡水用，每节雇觅2名督巡水。这样算来，督水、治水和接水三渠长每年的津贴各为4500×8=36000文，每名督巡水每年的津贴为4500×2=9000文。兴工渠长与前不同，由马牧村(因为每届兴工渠长都出自该村)津贴二十贯(20000文)，“作为渠长工食”之用；另雇觅督巡水一名，“津贴谷约数石”。

优免制作为一种优惠政策，只限于出渠长的村分。《重修》规定：该举充渠长之村分把津贴集齐之后应准时如数交给该渠长，“倘该村头目人等故意克扣掯勒，不能及时交给渠长或藉此要挟刁难合渠者，一经查出，准合渠将优免之夫扣留，仍退还各村，由合渠将津贴之钱如数拨给渠长”。为了避免舞弊，还规定：“各处有优免村分，只准优免兴夫，不准借口优免在本渠内有任便自在使水等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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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黄六鸿：《保甲三论》，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74，线装本。

    (三)渠务工程建设与灌溉

    渠是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是确保获得水权的“硬件”。因此，渠务工程的建设向来是水利事务的重中之重。工程所需之人力、财力皆来源于两岸的利户，仍实行“地水夫一体化”原则。首先，从人力(即兴夫)来看，规定“凡兴夫三十亩者称为一名”，排除各村每年因为举充渠长而优免的夫役外，合渠共兴夫766名，加上合渠外的登临村因建有陡口一座而兴夫一名。实际共767名。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平均夫役，合渠采用了土地赋税中的折亩制度，[3](p65-69)土地条件优越、得利丰厚的，“每地一亩兴夫一亩”；反之，则有“每地一亩兴夫仅三四分或七八分或几分几厘”者不等。从财力来看，通利渠“各项摊资以及常年经费俱按照所管夫役承催均摊”。此外，工程建设所需物力系用合渠经费购得，某些科罚所得也可派上用场。

    与其他三节不同，上三村可以用兴工代替摊款。这是由上三村在合渠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其特殊的兴工项目决定的。上三村居合渠上游，距渠口最近，若此段淤泥堵塞，将导致合渠流量不足，直接影响到灌溉效益，因此上三村需经常起夫挖口。再者，因为汾河以雨水补给为主，年径流量变化较大，要调节流人渠道的水量，又要保证渠道的安全，所以全年要不时地扎囷—毁囷—再扎囷—再毀囷这样循环往复，此项任务亦由上三村承担。为了调动上三村兴工的积极性，使其在心理上得到补偿与平衡，合渠采取这种“收买人心”的办法，准其以工抵款，客观上减轻了上三村的经济负担。

通利渠的灌溉实行“自下而上使水”的原则，并根据各村水量的大小“分定水程时刻”(因为下游水量小且变化无常，所以单位时间內浇灌土地的数目从下游到上游逐渐增加)。为避免争水和盗水，各村须“执牌轮浇”，此牌为一镌有“满汉合壁文”——“通利渠”的木质牌印，“归值年督水渠长掌管”，浇灌时以此为“令”得以开启陡门，浇完后封闭陡门，并洒灰印封。灌溉以每十五天为一轮，“当渠水行到之日，迅即派定时刻，无分夜雨，昼夜赶即浇完，由渠长督催沟首转牌上行，水程实排趱上，以次浇灌”。合渠的“溢水地”(即“高阜地土”)不在轮浇之列，其浇灌不限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