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夺，又滋事端，本应惩究，姑念意虽萌而事未举，暂为宽宥。仰武威县严加禁止，速销前案，仍行申饬"[11]。以上校尉渠案、羊下坝案两案处理经过结果："俱载碑记，同时立碑于郡城北门外龙王庙"[12]。以上三水案都是发生于石羊河上下游各县之间的争水矛盾。
一县各渠坝间，不仅会发生用水争端，而且对早先的分水方案也易发生控争。乾隆《甘州府志》云：张掖县"渠水易启争端，如八腊、牛王等庙前，有分府固丞及张掖令李廷桂均平水利各断案碑文，近若知府沈元辉、知县张若瀛之裁革孔洞碑，而圆通庵又有张掖令王廷赞以孔洞所余添一昼夜加给四工并送泮池、甘泉书院之水碑记。"[13]八腊、牛王等庙前的"均平水利各断案碑文"是对新争端的处理。
镇番地处石羊河流域下游，沙漠边缘，水源短缺，各坝之间争水亦十分激烈。乾隆时，镇番大路坝屡次控争大红牌夏水、秋水水时少，乾隆五十四年"镇番县大路坝汪守库等控小二坝魏龙光争添水利，并红沙梁多占秋水、六坝湖多占冬水"[14]，"大路坝，按粮应分水一昼夜十时三刻，乾隆五十六年控争，奉委武威、永二县勘断，因沟道遥远，拟定水九时四刻；复又控争"；大路坝"原有秋水，后因头坝沙患移邱，将秋水一牌全行移去，以致大路竟无秋水，屡行控诉"。乾隆五十七年后经镇番县、永昌县会同审理，重新分水[15]。
总之，中国疆域广大，各地自然条件不同，社会矛盾的类型也不同。南方山区如徽州人多地少，土地是重要资源，争夺土地的所有权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之一；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如河西走廊、河北滏阳河流域、关中各灌区，水是重要资源，争夺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之一。道光《镇番县志》云："镇邑地介沙漠，全资水利。播种之多寡，恒视灌溉之广狭以为衡，而灌溉之广狭，必按粮数之轻重以分水，此吾邑所以论水不论地也"[16]。此论虽是对镇番县计粮均水的解释，但也可说明，河西走廊地区人们比较重视水资源。论者说："由于争水斗争比较多，故华北的水利社会更多地体现了水权的形成与分配。在江南水乡，水资源是丰富的，土地是稀少的，斗争的焦点在争地地方不在于争水。……正是水资源的短缺程度的不同才造成了南北水利社会特点的差异"[17]。华北如此，西北也是如此。
争水矛盾的产生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而有时这两种因素互为因果。河西走廊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带，加上河西走廊南北山地的生态环境变化，引起高山积雪融水减少。而河西走廊森林植被破坏，又是因为人为的砍伐山林使走廊南北各山多成为童山，以至减少了高山积雪和冰川形成，从而影响了祁连山的冰雪融水。当时不少人都提出保护河西走廊南部边缘高山森林植被的问题。乾隆十四年《永昌县志》作者指出："倘冬雪不盛，夏水不渤，常苦涸竭，……且山水之流，裕于林木，蕴于冰雪。林木疏则雪不凝，而山水不给矣。泉水出湖波，湖波带潮色，似斥卤而常白，土人开种，泉源多淤。惟赖留心民瘼者，严法令以保南山之林木，使阴藏深厚，盛夏犹能积雪，则山水盈；留近泉之湖波，奸民不得开种，则泉流通矣。"[18]作者指出了河西走廊冰山积雪依赖森林涵养、保护森林等问题，并认为应当"严法令以保南山之林木"。
造成争水矛盾的社会因素有许多：一是流域与行政区划不一，上游占据地利优势，多拦截河水，使下游涸竭；二是河源水脉融贯，有时确实难以区分此疆彼理；三是土地沙化，水渠渗漏加剧，有些渠坝就要求从其他渠坝划出水时和开垦湿地以增加耕地，势必造成新的用水矛盾；四是迁移回民从事农业，与汉民屯田用水发生矛盾；五是县官处理不力等。这些都是水利争端的原因，而这些原因有时又纠缠在一起。肃州与高台县的争水，高台县与抚彝、张掖的争水，镇番县(今民勤)与武威县的争水，镇番县各渠坝的争水，武威县各渠坝的争水，大多因以上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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