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　　除了义利之辨体现的经济伦理思想之外，诸子其他重要的经济伦理思想还有扬本（农）抑末（商）思想和黜奢崇俭的思想，孔子抨击"奢则不逊"，[57]讲求"节用而爱人"。[58]墨家"多以袭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59]因而反对奢侈最激烈，他们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60]商鞅主张"事本禁末"，[61]荀子认为"工商众则国贫"，[62]只有《管子》一书唱了一个反调，在一般的节用主张之外，又说："富者靡之，贫者为之。"[63]即是说富者的侈靡消费，可增加贫者的就业机会。　　先秦以降，随着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建立，尤其是经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思想再无生机可言。在整个封建历史时期，虽然不乏有释、道教思想之羼入，传统道、法、墨等家思想对儒家思想之互补，但仍基本落入儒家思想的窠臼。由于社会条件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和新的范畴，如均田制度、科举制度、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社会关系及经济伦理权利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未撼动中国以农业自然经济为根基的政治伦理的基本结构。正如布罗代尔所说，在中国，"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尽管商人与腐败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谋，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被可以称为极权（韦伯原注：totalitarian，该词并非当今理解的贬意）的国家所制服。" [64]。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中国这样过于稳定的封建政治伦理模式之内，叛逆和反动仍然时有发生。有汉儒三纲五常之规整，才有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隐逸与标新立异。嵇康（223-262）曾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 [65]嵇康又说，"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虽耦耕甽亩，被褐啜菽，莫不自得；不足者虽养以天下，委以万物，犹未惬意。"[66]这种理想，缺乏象战国时期儒家那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67]的伦理精神；它的自慰与逃避的方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那种"原始的圆满"。比嵇康更豪迈的则有孔融，这位孔门传人曾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子之于子，尝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68]这纯粹是对社会现实的愤激之词。　　再如，有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才有明清社会如《金瓶梅》所描绘出来的纲常倒错、肉欲横流。朱熹（1130-1200）用经验性的描述语言构建他为封建政体服务的伦理体系，表征世界是所谓"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69]道德世界即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70]可是如果连要求美味这样的小小欲望也要抑制，可以想见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停留在何种低水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　　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的意见，如下思想包含着丰富的资本主义精神：　　"（对于清教徒而言，）他（按：即上帝）的圣训是：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　　 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之时，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恶的；仅当人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倘若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须的。" [71] 　　" 因为，禁欲主义，为了与《圣经·旧约》保持一致，为了与善行的伦理评价相近似，严厉地斥责把追求财富作为自身目的的行为；但是，如果财富是从事一项职业而获得的劳动果实，那么财富的获得便又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了。更为重要的是：在一项世俗的职业中要殚精竭力，持之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样一种宗教观念作为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作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证明，对于我们在此业已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巨大无比的杠杆作用。" [72] 　　那么中国呢？中国社会在明清之际并不缺乏上述思想。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分析：一是理论层次，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要为新的处于萌芽状态的经济伦理关系和规范做思想准备。例如，李贽（1527-1602）因意识到治生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而为私心正名，他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 [73]颜元（1635-1704）向传统把经济与伦理对立的思想开火，针对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74]反其道而行，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75]在经济实践层次上，虽然对于崛起的徽商多有微词，如说"新安多大贾，其居盐筴者最豪，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召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76]但正如余英时所言，个别奢靡事件，并不能否定商业伦理的存在，"明清商人当然没有西方清教商人那种特有的"天职"观念，更没有什么"选民前定论"。但其中也确有人曾表现出一种超越的精神。他们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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