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情愿而已。 我们说，传统道德能够在现代社会得以发扬和实现，因为现代社会比古代社会在某些方面提供了更为优越的条件。说明：限制词“某些方面”特指“抵御反道德的心理因素”方面，比较词“更为优越的条件”特指“更为自觉的主体意识”。 上述从“羞耻之心”到“义”的德性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个人的道德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一个人只有意识到他的行为的独立自主性，他才会为他的行为感到羞耻。在日常的经验中，我们也会为他人而感到羞耻，那只是因为我与他人有同一性，比如，同属一个家庭，一个社会组织。这种同一性（identity）是以对自身身份的自觉为前提的，因此，为他人而羞耻不过是为自己而羞耻的放大。同样，诚信所需要的责任感，大无畏的道德勇气，道德自律所需要的义务感，都是这一道德主体意识不同程度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集权社会是一个缺少独立人格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人们普遍缺乏道德主体意识。虽然孟子和后来的心学所大力提倡儒家德性论所需要的道德主体意识，但社会道德规范的维持主要依靠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权力。即使社会精英士大夫阶层也普遍缺乏德性的实践，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时代的人更虚伪，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缺乏实践他们所相信的学说的社会条件。 现在大家都承认，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主体性，但在以认识论为中心的西方近现代哲学中，主体性被解释为认知的“自我”，甚至是“先验自我”。泰勒在最近出版的《自我的源泉》一书中指出，西方近代以来的“自我”观念既不是先验的，其来源主要不是认知活动，而是伴随着个人的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而呈现出来的，这就是他所谓的“道德空间的自我”（self in moral space）。 认清主体性的来源和实质可以使我们理解现代社会和道德主体意识的关系。现代社会所提倡的，不是惟利是图的“小人”，而是有自尊心和独立人格的“君子”；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为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完全责任的自由选择；不是每个人的私利，而是平衡所有人利益的社会正义。总之，“合理的个人主义”与道德主体意识是可以协调的，两者分别构成了现代社会“利益”和“道德”的两个方面。 现代的道德主体意识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实现提供了社会条件。如果一个人意识到他的道德主体地位，他是不难实现古代提倡的德性的。一个意识到他的自尊心、独立人格的人必能以“羞耻之心”反省和警戒自身；一个意识到自我道德责任的人，必有诚信之心；一个能够在实践中坚持自由选择的人，必有实现自己自由选择的道德勇气和自律精神。 在一个合理的、健康的现代社会里，传统道德与现代的社会公义标准是协调的，两者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也是协调的。从价值观的角度看，个人利益和德性，社会功利和公义之间的协调表现为“铜律”与“金律”、“银律”之间的良性循环。“铜律”保障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功利之间的协调，也为继承和发扬“金律”和“银律”的道德传统提供了必要条件；传统道德的实施又反过来维护、促进了“铜律”社会机制的有效性，用“义”和“利”结合的标准，把社会功利提升到公义的高度。 我们把“铜律”与“金律”、“银律”之间的良性循环比喻为“黄铜”，我们关于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作用的设想，因此可以用“走向黄铜时代”的比喻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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