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人物是苏格拉底，他将善看作是最高的道德范畴，他教人要认识自己，而这个自己不是指人的身体而是人的“灵魂”，也就是理智。柏拉图则更进一步，将善不仅看作是道德范畴而且是本体论、认识论的范畴，善是最高理念，所以也是其他理念追求的目的，在他看来世界的本原是精神性的理念，我们的感觉以及我们的感官所接触的世界是不真实的，精神理性是崇高的，而感觉物质则是卑下的。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物质的满足以及感官的快乐而在于“善”──超脱感官的世界的对于理念世界的沉思（智慧），对于理念的服从与执行（勇敢），对于情欲的克制（节制）。中国伦理学历史上虽然早期儒家主要讲“外务”，如孔子讲“君子”、“小人”，但是不讲“身心”，就如不讲“怪力乱神”。但是到了《大学》、《中庸》的时代儒学便进入了“内观”，讲如何克服身体（“修身”、“养性”）而达到“正心”，身心二分的思想就定型了。此后身心二分的思路一直是中西哲学、伦理学主导思路。在西方，中世纪哲学自然不必说了，近代哲学也是如此，如斯宾诺莎认为思想是真实的，而有限之物是不真实的，思想必须放弃有限之物；再如“我思故我在”的迪卡尔，把思与在直接统一了起来，表面看不是从思推论出在，但是这里思与在的直接统一其实是把人当成了精神、思维而不首先是广延实体；在康德那里自我不是身体，而是“灵魂”、“主体”、“能思维的本质”……；在东方，中国哲学到董仲舒，再到陆王基本上也是如此。在这一脉哲学家看来“真理”、“善”只是属于心灵的领域，身体离开了心灵就和真理、善无缘。当然在中西方哲学、伦理学史上也有一种将人的身与心同一起来的力量，例如中国先秦的扬朱，古希腊的伊壁鸠鲁等，伊壁鸠鲁就说过“灵魂是身体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在西方还有费尔巴哈、谢林、舍勒等的肉身化哲学，有尼采这样的反道德主义哲学家，但是他们终究是弱势力量。人的身心割裂已是不争的伦理学事实，人失去了他的身心同一，伦理学失去了它的基础。 　　第四部分：纯粹伦理学的观念 　　纯粹伦理学的建立就是要恢复自体对于伦理学的奠基。存在就是身体，对于人来说身体性存在是第一位的，任何真正的自我言说必然是以身体性为依据的言说，灵魂的语言已经过多地被“公共信念”玷污和压抑，今天要对压抑性公共信念进行拆解，真正地传达个体性体验在伦理学中的应有的声音，依据唯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身体性存在。但是这简单的真理，却被迄今为止多数的伦理学家遮蔽了。他们杀死了身心一体的原始地安妥于世的人，建立了人的身心二分法，人的身体以一种匍匐的姿态莫名地承担着这样或那样的肮脏与罪恶，而虚幻的想象的灵魂却高高在上地站立了起来，被赋予了上帝、群集、集团等等名目，代表了正义、道德、良知。自古希腊以来人类道德的主导原则几乎都是：爱上帝（爱绝对主体或超级主体天神、圣人、领袖，遵从他们的意志），爱大全（爱群集、集团，将其意志当成自己的意志），爱（超越于自体的善而无限地鄙视自体）。这些原则看起来似乎绝对高尚，而实际并不如此，因为上帝、大全、超越之善并不显身于世界，因而爱的原则最终就只能落实于它们在这个世界的代言人：地上的圣、神。在这里人的身－心二分法通过神秘的神－人二分法、大全－个体二分法、超越善－自体善二分法的转化进而发展为现世主义的圣－俗二分法，并在结果上落实为现实世界的人在主体地位上的（超级主体与一般主体）的等级制度。 　　总的说来，一、传统道德理念以人的身－心二分法为前提，它导致人的身心割裂，使人无法达成身心的一致和统一，是以心、理性、灵魂来压抑身、感性、肉体，它是禁欲主义的、非行动的、反身体的、使人的肉体死亡的。尤其在中国，儒家的对于身体的蔑视（“舍身取义”、“杀身成仁”）是一以贯之的，中国历史的源头没有象古希腊的伊壁鸠鲁那样的崇尚身体、感性的反对派伦理学家，又没有经历尼采那种非道德主义哲学的冲击，所以中国的反身体、敌视感性、感官，视肉体为仇寇的道德主义观念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中国人在长达几千年的过程中一直受着这些可耻的道德主义者的愚弄和欺骗，以至中华民族看起来似乎是先天就反身体的，不重视身体锻炼、缺乏户外体育活动的兴趣，对身体的快感弃之以鼻──对身体蔑视得太久了，几千年的结果人们获得了一种种族上的身体的颓败形式，传统的道德理念应该为这种身体素质的普遍虚弱、体力的普遍萎靡，感官、感性的普遍退化负责。 　　二、人的身心二分法发展为大全与个人的二分法导致“大全”对“个人”的奴役。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堕落，而我们这个时代在伦理学上的特定堕落绝对不是享乐主义和淫靡作风，而是人们对于个人、个体、个性的蔑视。我们已经到了蔑视个人却不以为不道德的地步。如果我们承认人道主义的精髓在于对个体的人的自我选择和决断的权力的肯定，那么我们会清楚地发现传统的公共信念作为道德理念是多么地反人道主义，它的目的似乎就是要消灭个体：自由自觉自主的个体，而代之以无个性无决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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