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则小”，“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所谓“巨用之”，就是立足于大处，也就是“先义而后利”；所谓“小用之”，就是立足于小处，也就是“先利而后义”。做法不同，取得的治国效果就大不一样。　　儒家“先义后利”的思想运用于商业经营领域，强调的是商人在考虑商业利益的时候，必须重视商业道德境界高低的问题。商业道德境界低，则“先利后义”，只注重眼前利益，目光短浅，必定没有一个发展的前景，甚至走向欺诈、坑蒙拐骗的末路；商业道德境界高远，“先义后利”，以国家、民众利益为上，胸怀宽广，高瞻远瞩，得道多助，必定会取得理想的商业经营效果，既利国、利民又利己。《战国策·齐策》记载的“冯谖焚券”的故事，正是商业经营中“先义后利”的典型例子，对今天的企业经营者仍具有很大的启示。有一次孟尝君派门客冯谖到封地薛邑去收债，说是收回债买些家里所缺的东西，结果冯谖到了薛邑便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赐给老百姓，并烧了那些债券。冯谖返回后，孟尝君问收债后买了什么，他说买回了孟尝君家里所缺少的“义”。过了一年，孟尝君不被重用，只好前往薛邑，老百姓扶老携幼步行百里来迎接孟尝君。这时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所给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在这个例子中，孟尝君开头确实损失了“利”（债券），最终却得到了“义”（老百姓的拥护与尊敬），对孟尝君来说这是最大的利了。　　历史上许多商人立足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处，在保家卫国、反对侵略战争的“巨用之”上，表现出“先义后利”的远见卓识。《史记》记载：“穆公元年春，秦穆公使三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郑国商人弦高的机智和义举，挽救了郑国。西汉时，国家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骚扰，商人卜式提出愿把自己的一半家产献给国家作防务费用。当人问他为何这样做时，他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匈奴可灭也”。徽商捐资修路、救济灾民等“义行”、“义举”，也体现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收到商业经营效益日益增长的长远效果。　　现代企业经营者要发挥儒家商人“先义后利”的理念，从建设高度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出发，正确处理好企业利益（“利”）与社会道德要求（“义”）的先后关系，做到“先义后利”。在追求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国家、社会和消费者利益，树立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的理念，做到守法、守纪、守信，以自己现代新商人的文明形象，取信于民，先人后己，在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更大的企业经济效益。　　　　　　五、重义轻利　　荀子说：“请成相，道圣王，尧、舜尚贤身辞让，许由、卷善重义轻利，行显明。”传说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舜要把天下让给卷善，他们都不肯接受。荀子认为，这表明了他们的行为是“重义轻利”，光明正大。孔子指出：“君子义以为上”，这里的“上”是崇尚、尊贵的意思，“上义”也就是重义。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行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性命和道义都是人生的最大利益，二者都是健全的人生所必需的，但二者发生矛盾、不可兼得的时候，孟子主张牺牲生命而保存道义，可见孟子也是“重义”的。至于轻利，孔、孟、荀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从孔子主张的“罕言利”、孟子主张的“何必曰利”、荀子主张的“羞利”等观点来看，先秦儒家在权衡“义”与“利”的轻重时，常常体现出“轻利”的思想倾向。　　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承认“义”、“利”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承认物质利益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价值评判标准，自然也成了商业价值的评判标准。这种“重义轻利”的商业价值评判标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太史公司马迁重视商业经营，作《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司马迁强调，“致富”必须依靠“诚一”，所谓“诚一”即“重义”。只要能做到“诚一”，不管从事煮盐，冶铁等垄断性行业，还是从事“卖浆”（卖茶水），“酒削”（磨刀剪）等“小业”和“薄技”，都能致富。徽州商人吴鹏翔“重义轻利”，在商业经营中重视商品质量，不售伪劣商品。有一次他与人签约购进300斛胡椒，有人发现这批胡椒有毒，卖主唯恐惹祸，找到吴鹏翔要求收回胡椒，中止契约。而吴鹏翔既不售货，也不退货，竟不惜血本，将800斛胡椒全部付之一炬， 以防退货后卖主再行“他售而害人。”　　不可否认的是，先秦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倾向，也给后人带来某些不好影响。董仲舒、程颐等片面强调“重义”的一面，把以义克利的道德要求不加限制地强加到普通老百姓身上，否认物质利益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违反了先秦儒家“重义轻利”所规定的前提和范围。明代思想家高拱也认为，程、朱之流的“天理人欲之辨”，抽掉了义（天理）所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是违背孔、孟本意的。目前，我国面临着从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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