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    新时期苏南农村社区领袖是伴随着非农经济，尤其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他们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宗族长老和道德权威，而更接近于近代江南士绅。他们是企业家，是有产者。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农村社会分层，不可避免。他们有可能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而这种相对独立的农村民间力量和中产阶级将可能是农村自治化进程中主体力量。

    一

    区领袖的产生与人口构成的稳定性有关，一般存在于同质性较强的人群中。流动性强便会对社区领袖带来挑战，因此农村社区领袖更容易产生。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在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社区领袖并不等同于农村基层干部。王晓毅在《村庄结构与村庄内部的紧张》一文中说：“如果说在现实社会中，农村干部具有多重身份，那么农民对干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作为社区领袖的村干部的行为中。”（天村网—学术园地—调查研究）显然，“作为社区领袖的村干部”这一说法是缺乏具体分析的。

    村干部的权力，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在北方农村或中西部农村，确实存在农村基层组织的黑社会化现象。党国英、何清涟甚至称为“农村权势阶层”（党国英，《中国乡村权势阶层崛起》，《中国国情国力》1998年第5期，第13页）、“流氓恶棍”（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第284页）。苏南的现象却不尽然。最为主要的一点是他们手里有实体，是新的生产力要素的拥有者。而且他们一般具有儒家伦理传统，尊重现有秩序，愿意做村民经济上的带头人，政治上的保护人。

    社会学似乎对社区领袖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但在西方，尤其在华人集聚的地方，社区领袖有着比较明确而具体的含义及地位。由于小政府、大社会，社区领袖的地位和作用都十分重要。教育、慈善、医疗、治安等等许多方面发挥着政府及其他社会角色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沟通政府与居民的桥梁。

    亨利·法约尔、马克斯·韦伯都对权力做过划分（孙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第178页）。他们认为，现实生活中除神权外，有两种权力：职权（合理的法定的权力）和个人权力（传统式的权力），个人权力是由经验、道德品质、智力、领导能力、资历、经济地位等构成的。对社区领袖这一社会角色主要是侧重于后一种权力来定义的。是一种软权力和影响力，或者说不是有“权”，而是有“势”。其影响力体现为说服、跟进、威慑、模仿等等。因此，社区领袖是一个区域内人群里的优秀者和主心骨，是道德或经济精英，是民间权威。潘劲认为一个人成为农村社区领袖至少应具备3个条件：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较高知名度；得到乡镇组织器重，委以重任；能够组织民众进行经济建设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潘劲：《经济强村研究：成因、问题与前景》，《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2期，第23页）。

    在中国历史上，农民中能够称得上领袖的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我们曾大力宣传过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朱元璋，成者王侯败者贼。他们是改朝换代的英雄，曾被认为是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先进代表；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历次政治运动的需要，被上面宣传、树立过一批农民领袖，如潘国强（“穷棒子”合作社发起人）、陈永贵（大寨大队、昔阳县书记，官至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仁宝（“南大寨”华西大队掌门人及江阴县委书记）等。这些人的是非功过后来已有定论，但当时被推为人瑞，披着浓厚的政治外衣，不容置啄；三是改革开放后因发展乡镇企业功勋卓著、经济实力快速提高而闻名全国的“农民企业家”。他们不同于前两种农民领袖，也不同于宗法传统下的族长及民间头人，是新型的、有扎实社会经济基础的真正的农村社区领袖，是新时代农民和农村中的出类拔萃者。从全国范围看，他们已是一个特殊群体。尽管农业部从1994年开始就评选和公布“全国乡镇企业功勋”、“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等称号，如吴仁宝、陆冠球、史来贺、倪振亮、潘恩强、周作亮、王洪彬等，但社区领袖的产生及其含义与自上而下的“授予”并不是一回事。

    农村社区领袖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和崛起值得引起理论工作者的极大关注。他们是伴随着乡村企业的发展而新生的民间力量。他们“级别最低，权力最大”，有强烈的自主发展的意识和要求，有比较稳定的预期收益，而且有自己的收入，不拿政府薪水；他们能把沙砾状的农民组织起来，可以减少和遏止农村的极端化行为，降低政府与农民直接对话的成本；他们既是政权传递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又是农民实际利益的代言人；他们既依赖于现存体制，又洞悉现存体制的种种弊端，希望挣脱体制内的种种束缚；他们往往介于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自上而下）的推动者和诱致性制度变迁（自下而上）的发动者，制度创新需要他们的“里应外合”；他们最熟悉农村社会底层的生存状态，他们时常要倾听来自上面和下面两种声音。“对上”与“对下”是他们要处理好的最大一对矛盾，也使他们经常性地处在尴尬的夹缝中；他们既对农民、农村、农业及乡镇企业有着本质性的理解，同时他们又对身边的一切都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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