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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苏南农村社区领袖的观察与研究
收集整理: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时间:2009-01-11 15:15:24   点击数:[]    

个特例,但也为此付出过代价,却终究为企业的凝聚力和规范机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张家港有一段特殊时间里,虚假盛行,数字大战,吴以一个基层党委书记的身份向上反映,但却遭打击报复,事过境迁,吴却赢得了更广泛的尊敬,成了实事求是者们的精神领袖。

    吴能够熟练运用党的各种原则来实现村子和企业的发展目标,他与村民之间有着比较明确的说服、跟进的互动关系。20几年下来,这个村子和企业的方方面面都打着吴个人意志的烙印。每年全镇的退休干部和退了位的村支书以及本村的老党员都会在春节前得到永钢的慰问或请来厂里座谈联欢。本镇以前的一位负责人心胸狭小,嫉妒心重,“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怕影响到自己的威信,不容许永钢开展此项活动,吴的一片热心和自尊心受到伤害,对此,吴一直耿耿于怀;永联村原来穷,光棍多,为这些光棍尽可能地成个家,他费了不少的心思;对本村村民和一些干部,他“恨铁不成钢”,批评某些干部只知道玩扑克麻将,连“新闻联播”也不看;他提醒村民们要多看中央电视台第七套,不要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他督促企业中层以上干部每年都争取出去旅游一趟,眼睛不要老盯着一个小地方,更不要只盯着鼻子底下的嘴巴,人生在世应当开开眼界;他对那些不图上进、不思变革的“小农意识”不失时机地予以抨击,他劝告村民们该扔的要舍得扔,该淘汰的一定要淘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以自己丰富的阅历提醒干部和供销人员们该怎样出差,怎样办事,怎样购物,乃至怎样交友;他说我们这一带的农民让苏南模式娇惯坏了,他抱怨个别村民把“奖农金”错当“补助金”,不懂得学习养殖技术来致富,遇事只知找政府,找干部。他说温州人从来都是找市场,本地不行找到外地,外地不行找到国外;他告戒村干部不要只是用嘴讲讲“农业结构调整”,他要他们学习技术,研究市场,带头示范;他胸襟宽广又心细如发。某次出差住宾馆,他看到那里的草坪颜色又绿又亮,他及时研究讨教,回村后马上把诀窍告诉了村里园艺场的负责人;他大声呵斥身边那些不争气的晚辈亲戚、本土出身的下级干部,他对他们太知根知底了,他手把手带出了永钢的第一代和第二代管理层,他最容不得这些人工作出差错,或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他激烈地反对浮夸、虚假,他说过去的一些做法耽误了整整一代企业家,但他又憎恶平庸,提倡“无功便是过”,杜绝“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密切而又敏感地注视着这块土地上的一切细微的变化,并能立刻发现这些变化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有时我感觉他很孤独。他洞悉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他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同时也为发展变化还不够快而感到焦灼不安。他说,能把他所在的这个村子和厂子搞出点现代化农村和现代企业的大模样来,是他此生要追求的两个最高目标。

    三

    在欧美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群私人企业(或一个小集团)就可以从经济上产生和(或)统治一个特定的社会。在这些所谓的“公司城”里,就业、地方税收和社会财产价值都取决于企业的活动,企业完全“拥有”这个城镇,公司甚至会影响政府官员的选举。

    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有三个基本的自上而下纵向排列的社会阶级,即官、绅、民。而官又分为两等,在上者为在职之官,在下者为致仕(含候选及退职)或在籍之官;而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士(地主)为“民首”,商为“民末”。官的下层致仕与民的上层“士”共同构成了官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士绅”。在传统秩序中,官民之间的联系、政权与社会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往往通过士绅来完成。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地方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活动中的主导力量。

    苏南农村社区领袖的出现会不会是中国近代乡绅自治传统的某种回归,或许这还有待观察。有一点可以肯定,近代士绅阶层是开放和流动的。上个世纪初,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教育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商品经济和新式学堂的发育壮大中士绅特权无以为继,社会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层级松动。周荣德在《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一书中详细描述了这一松动过程(参见周德荣,《中国社会德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从“可转化性”来看旧时的士绅与今日农村社区领袖有相近处。当然一个非常的不同是士绅的产生与科举功名血脉相关,而社区领袖的出现是市场经济使然;流动和转化的方向也恰好相反,一个是由绅而商,从政治角色到经济角色,一个是由商而绅,从经济角色到政治角色。

    近代苏南士绅的转化更具典型性。一方面,旧士绅衰落分化,商人地位逐步上升。士绅们转化为商人、自由职业者、留学回归的新式知识分子、地方新政办理人。另一方面,商人的社会形象得以根本性改变,商与绅、商与官的身份发生对流和重叠,绅商一体,官商平等,官本位体系发生动摇,商人组织(商会)及其活动触角开始伸向社会。中国的工商实业阶层终于在一统天下的王权体制和农业经济社会里争得了一席之地,昭示了中国社会极有希望得光辉前景(参见张海林,《苏州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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