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现代化研究》第161-230页，南京大学1999年版）。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为发动农民革命，士绅曾成为被打倒的对象，但在中国共产堂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士绅又被拉入权力体系（如李鼎铭），成为新政权与民众之间的桥梁。乃至解放后，他们的代表人物（张澜、梁漱冥等）在中共政权中仍有一定的地位。对今日农村新出现的社区领袖，如果站在“三个代表”的角度来认识，或许我们会更加感到鼓舞。因为他们在本社区风确实担当着代表多数人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角色。而且他们还是维持本地社会稳定的最主要力量。  将农村社区领袖与城市经济精英做一番比较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农村社区领袖城市经济精英

    农村城市

    传统产业新兴产业

    年长者  年轻人

    保守与新兴社会的平衡者  潮流引导者

    组织、等级  个性、凝聚力

    管理型  技术型转化

    经验丰富  知识结构新

    固定资本有庞大积累  财富快速集中、个人富有

    自我积累  上市融资

    固定资产和设备优势  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优势

    本土性、社区性  流动性

    行政手段  经济手段

    贡献未明晰化  有创业股或技术股

    当然，上述比较只是一个大概，也有例外。如江苏通州黄金村（综艺股份）的昝圣全，他不仅走向了大城市、海外，且成为一个新经济领域里的英雄。昝圣全已经介于农村社区领袖与城市经济精英之间。新一代的农村社区领袖有可能是：原体制内的下海经商者，农民经纪人，有经济实力的本土青年企业家。如果坚持农村市场化、民主化改革的基本取向不变，这些人将是未来农村经济发展和政治自治的主要组织者。这一迹象，我在苏南的许多乡镇都碰到过，尤其是这两年。张家港南沙镇有一个长山村，前几年换了几任支书，都干不好，后来换了一位私营老板，干得很顺当。其实，这位老板在别人当支书时，村里的公共设施工程乃至干部年终奖金都向他伸手，次数少了可以，次数多了就不行了。现在，村里修桥铺路敬老扶贫的事都是他这个新支书干，但心理比原来情愿了许多。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欲做村镇干部，必有经济基础”成为一项组织原则。在太仓市，有一个璜泾镇，近三年来在新任市委书记的支持下，搞了一个“双带工程”，即村镇干部带头致富。镇里干部只要不影响正常工作，鼓励办企业，村里干部任期内办不起自己的企业，撤职。结果，三年时间，这个全市最穷最偏僻的镇，现在工业用电量占全市1/4，村镇面貌大大改观。目前，璜泾镇的“双带”经验已在苏南基层悄悄传开。

    未来，随着中心镇及县城所在镇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快，其良好的公共设施、三产服务业及发达的教育事业，这些对农村企业和企业家乃至企业高层主管和原来的社区干部，都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一些人开始进城居住（苏南乡镇一级的领导干部几乎无一例外的住在县城里）。精英的外迁成为农村经济社会迅速哀落的一个原因和征兆，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村民的组织程度、村民生活信心的建立都是一个损失。农村暴露出来的生态、交通、教育等问题愈积愈多，这又动摇了一部分年轻人在家乡农村继续居住下去的打算。留在农村的成为真正的社会弱势阶层，引起农村社会更大的社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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