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用拄棍格伤他左胳膊，并打他头上一下，不料伤着他顶心”[[1]（P666）]乾隆四十年（1775），江苏娄县佃农张南荣将许姓租田四亩顶与施胜林承耕，田旁有地一段仍由张南荣承管。八月十八日这天，“小的（施胜林）到田里斫草、张南荣也到峰地里种萝卜，他竟在岸边翻锄。小的因田岸窄狭，恐被他侵削坍塌，阻他不要乱锄，两下争论一回散了”，过了二天，他们又为侵削田塍的事争吵，并发生斗殴，施胜林用铁锄砍中张南荣的咽喉致死。[[1]（P680）]清代刑科题本中以永佃权为焦点的纠纷和冲突中，大都是此类因琐碎的事由和强争的冲突方式引发斗殴而酿成的命案。这种非理性行为与前面所说的理性化的一面形成一对矛盾，即既有希图合理合法地解决冲突的一面，又有在特定场合下，难忍一时之气和争强好胜而冲破法令习俗的一面。这种矛盾性也许正是民间冲突的一大特色。记载表明，农村妇女也大量卷入永佃权的冲突之中，她们虽然无力强争，却能放赖耍泼，谩骂中伤，不过也常因此而惹来杀身之祸。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浙江诸暨县佃农王汉英与苏邦信因田面纠纷而略有怨隙，王汉英便到苏家去借牛用，想乘此和息，“不想邦信不在家，他妻子陈氏见小的牵牛，口里就骂。……小的牵牛要走，陈氏又上前用右手拉住牛绳不放”，王汉英用木棒槌打伤陈氏的手背，陈氏便“放手乱骂，低着头撞过来，小的又用木棒槌打去……打伤她脑后右边倒地”。[[1]（P663）]乾隆五十五年（1790），贵州大定府妇女奶都将前夫佃种的田转佃与人，不料前夫的侄子杨文成“赴田强行翻犁，蚁母奶都同侄女付姐前往拦阻，被杨文成将蚁母奶都、侄女付姐一并殴死”。[[1]（P704）]在争夺永佃权的冲突中，有些佃农所用的手段十分愚蠢和荒唐。前引安徽芜湖人宗启贵，由于不甘心失去田面权，竟把妻子带到“仇人”宗烨扬门口，用剃刀杀死，以“图赖宗烨扬”[[1]（P548）]。无独有偶，广东茂名县佃农邓禹光因在田面争夺中“出过顶钱，田又不得耕种，反被他们父子（佃农张储元等）辱骂，心里气他不过，要想寻事讹诈消恨”，于是他与妻子商量把妻前夫之子黎亚陈杀死，好去图赖张家，说他争耕谋害。“十一日天亮时，小的拿了家里用的一把小尖刀藏在身上，叫起亚陈，哄他同到争耕的田里”，乘亚陈不备，连砍数刀将其杀死。[[1]（P627）]清代农村和农民的落后、愚昧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水平和篇幅所限，本文所论仅及以上三个方面，不过已足以表明：永佃权与清代农民生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立体地认识清代农村社会，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史学界关于永佃权理论的一些新认识，是一个值得送一步探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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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方行等.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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