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数十元钱买一部日加工百余斤棉花的轧车，只为加工自家生产的棉花的。仍然从事手纺业的农户更不会仅为纺纱的预备工作而买价格较高的新式弹花机。如果此前轧花弹花是否独立还不能确定的话，可以肯定自新式轧车和弹花机引进之后，这两个行业就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促进了这两个行业的独立，即棉花的商品化，轧花业的发展尤其得力于此。中国近代工业中，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机器纱厂的建立造成了对商品棉的极大需求，再加上国际市场的需求，使棉花成为华北平原近代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这两方面的市场所需基本上都是皮棉，而絮棉一般只供作棉衣棉被和手纺纱用，所以轧花业比弹花业更为发展，成为华北农村较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

如果说棉纺织业的分工主要是由于生产力的进步造成的话，其他部门中的社会分工更多的是受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影响。对于农村手工业来说，社会分工中最重要的应该是工农业的分工，换言之，是原料生产与手工业品生产之间的分工。棉纺织业中，随着轧花、弹花业的独立，纺与织的分离和机制纱的使用，这种分工的存在已不待言。华北平原其他手工业中，除花边发网是用进口原料外，其余各业原料都产自本地，在近代，这些部门的原料和手工业品生产之间都或多或少发生了分离。

华北的柞丝和柞绸业分布在山东、河南两省。山东省的缫丝业普遍与养蚕业分离，成为专业化生产，出现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手工工场。蚕农生产的蚕茧，或运到集市上售于茧行，或由商贩收购转售于丝厂。由于山东省的柞蚕丝大量出口，刺激了一水之隔的辽东半岛上的柞蚕养殖业，辽东半岛上的柞蚕茧亦运到山东来缫丝，从而出现了原料生产和加工的地域分工。河南省的柞蚕养殖业与缫丝业之间的分工程度较低，缫丝工作大多由蚕农进行。但无论是山东还是河南，缫丝与织绸业都是完全分离的。

更具说服意义的是草帽辫业。草帽辫的原料是麦秆，是小麦生产的副产品。华北平原盛产小麦，草帽辫产区与小麦产区是一致的，而且麦秆除了制草帽辫外，只能作燃料，没有什么其他用途，原料生产与手工业生产本来很难发生分离。而近代华北的草帽辫业，不但发生了原料与手工业生产的分工，而且出现了原料生产的专业化。据史料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山东草帽辫产区出现了专门的麦草商。农民收割小麦后就把麦秆卖给麦草商，麦草商把收来的麦秆先将根和稍截下，卖给农民修盖茅舍，中间部分按部位截成不同规格，再按等级分别扎成束，卖给草帽辫商人和织草帽辫的农民 。原料种植和手工业生产不但有了分离，而且还由商人作中介。但这种情况下的麦秆仍然是农业的副产品，在河北省大名县一带，农民选择适合于编草帽辫的小麦品种，拨出专门的土地进行密植，以获得细长白软的麦秆，小麦产量则全然不顾，形成了原料生产专业化 。河南省的南乐、清丰和山东省的观城，也是用专门种植的细麦作为草帽辫原料。由于这一产区从事草帽辫业的人特别多，当地所产麦秆不够用时，还要到山东的宁阳和河南的洛阳一带去买 。

苇席业也很能说明问题。这一行业受原料产地限制比较大，但在芦苇和苇席产地，却普遍存在种苇人不织席，织席人不种苇而购买原料的现象。如河北省白洋淀的苇席在华北和东北都很著名，织席区域集中在白洋淀边自西北至东南的60余个半水区村庄，产苇多的水区则卖苇不织席，而以治鱼为主业 。河北定县的织席业，原料产自曲阳、阜平、灵山等县，从事席业的农户多于春季苇子发芽时到产苇地去收买，也有的在农历九十月间去收买的。买苇有按亩算的，有按地块算的，有时种苇的农户把苇子收割后捆成大捆，堆成堆，由买主按捆或按堆购买。定县产的苇席销售于各邻县，包括产苇县曲阳 。

农村手工业中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社会分工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二是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中，除了传统的家庭副业外，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家庭式作坊、手工工场和小型工厂，有些由一户农民独建，有些由几户农民合作；有的使用旧式工具，有的使用改良工具或机器；有些仍然保持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形式，有些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有些是季节性生产，有些成为长年生产。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其内部都出现了分工和协作，因而也就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商品生产、生产力和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它们彼此促进，相辅相成，使中国的近代农村手工业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风貌。近代中国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农村手工业中的种种变革恰与这一历史趋势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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