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说明农民就是暴民、刁民、乱民或“革命”“造反”之民，从而构成农民的主体。退一步说，即使把抗暴起义队伍全部看成是“农民”，但他们与同时期全国仍在从事耕作的农民群体相比，也是极少数，不能构成农民中的主体部分。所以说，暴民、乱民和起义造反之民，是不能等同于农民的主体，只有那多数的从事耕作的农民才能称作农民的主体。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1)，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692页。
[2]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据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文章。
[4] 毛泽东：《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2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5]《1954年我国农家收支调查报告》，第13页。
[6]李伯雍：《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趋势》，《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7]毛泽东：《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按语，《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8－239页，人民出版社，1977。
[8]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88页。
[9]建国后我国史学研究中有“五朵金花”之说，农民战争研究则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10]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12），第二卷，第62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 参见温锐：《是农民平均主义，还是平均主义改造农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五期。

（二）“先锋”与“主体”：毛泽东的荣与辱
 
认清谁是农民的主体，是正确认识农民的前提，也是真正相信和依靠农民的关键所在。毛泽东从发动底层农民进行农村革命做起，无论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主观上都始终认定并坚持相信和依靠农民基本群众；然而，因为他始终又把农民中的下层贫民尤其是“赤贫”看作是农民的主体，是农民群体的代表，以他们的意识和要求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结果，他在成就了一生辉煌的同时也导致了重大失误。
长期在农村艰苦战斗的毛泽东，在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十分重视对农村阶级的划分，进而把握支持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和中坚力量。他在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通过调查与分析，把中国社会阶级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等，并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1]而最具有革命性的真正的革命力量自然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阶层。毛泽东后来进一步将农民划分为10%的“地富”阶层、20%的“中农”阶层、50%的“次贫”阶层和20%的“赤贫”阶层[2]。如用前述社会贫富的上、中、下三层分析法，则“中间大70%，两头小30%”。但毛泽东当年是站在如何发动革命斗争和打碎旧世界的立场上，从发动革命的策略上考虑将50%的“次贫”阶层划为农民群体中的下层，目的是寻找农村社会革命的支持者和先锋力量。同时，他的兴奋点与聚焦点是哪个群体最具有革命性和破坏力。自然，“穷则思变”，“越穷越要革命”[3]，在农村居于底层的贫农“特别是赤贫部分”是“最为革命”的阶级； “一切破坏工作”“都只有”“赤贫”们“能做得出来”，他们是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先锋”。[4]他批判当年指责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与“惰农运动”观点，赞许他们的行动是“样样正确”，应“站在一切人之上”、“指挥一切”[5]，他要求在农村必须成立以他们为主且由他们说了算的“贫农团”，并“确定贫农团在农会中、在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6]，切实“树立贫雇农的权威”[7]。使其“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8]。在这种高超策略运作下，占20%的中农与占50%的次贫这一农民的主体部分，其思想与要求就为占20%的“赤贫”的思想与要求所掩盖或取代，作为“革命先锋”的“赤贫”就成了所有农民的领导与代表。于是，在毛泽东的眼里，“革命先锋”与农民的主体就浑然一体，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和依靠力量。
在革命夺权的战争年代，让“革命先锋”与农民主体结为一体，牵引并主导农民主体，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革命战略策略，也因而成就了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和人生荣耀。毛泽东领导的农村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9]，其事业具有鲜明的“爆发力”特征。从革命夺权的需要出发，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革命策略：下面以底层贫农尤其是“赤贫”为革命先锋，抓住了“赤贫”们求变的不满心理，用好“赤贫”无所畏惧、敢干敢做、敢于反抗、不怕牺牲精神，由他们来“指挥一切”和“说了算”；上面则彻底打击或消灭地富阶层势力；中间则以革命宣传与红色恐怖推动70%的农民主体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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