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备，也仅仅能维生而已，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特别是农民社会中，俭朴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是生存之必须，社会习俗亦把家有盖藏作为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富足的标准。

近代中国社会沧桑巨变，政府官员、商人、实业家以至工人，总之，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再以年为单位，而是以月、周甚至日为单位，但农业生产却始终要以年为周期，主要依靠农业的农民也仍然以年为时间单位安排生活。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情况，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不受季节限制，全年均可进行；社会分工的发展使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可以分开进行，每一个环节的生产周期缩短到只需数天，最短的可以只有一天；商业和商人资本的发展从原料和生活资料的供给以及产品的销售两方面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种情况下，生产者用不着储备全家全年所需生产生活资料，他们的经济状况亦不许可这样做，而更重要的是，从争取最大利润角度出发，他们也不应该这样做。

在生产周期缩短，收入又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农村中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消费模式。其实，这种情况早在清前期就已经在一些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较发达的地区出现。如清代江南棉纺织手工业区，从事手工业的小农家庭不再追求家有盖藏，他们“往往家无斗储而被服必极华鲜”[34] 。“不论贫富贵贱，在乡在城，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愈贵而服饰者愈多”[35] ，“往往有乡村妇女，簪必金珰，衣必锦绣”[36] 。这是因为，生产周期的缩短必然会引起消费周期的缩短，同时引起生活消费观念的改变。如果说一个以农业为生，生产周期以年计算的小农，家中至少要有够一年半或两年以上生活的存粮，才可以考虑温饱之外“奢侈”一点的消费，那么一个以手工业为主业，生产周期以集期（当地每两次集市之间的间隔）计的农民家庭，只要有两个集期的生产生活资料储备，就尽可以放心花钱了。

在近代史料中，我们很少看到类似上述清前期史料中那样的描写，似乎近代农村手工业的致富作用还不如清前期。其实不然，传统社会的文人对于农民的“奢侈”生活不能理解，或大惊小怪，或作世风日下的感叹；而近代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关注农村的贫困，农民的艰辛。由此出发，他们往往会把一些现象作消极的理解。而其中最为错误的就是把近代工业品进入农村市场，视为破坏农村经济，降低农民生活水平的负面因素。

例如，几乎在所有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地方志中，还有大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报刊文章中，都有洋纱洋布入侵农村后，迫使农民放弃了自己纺纱织布，转而到市场上购买，造成了农村棉纺织业的衰退，加重了农民负担的记载。还有不少议论说，洋货充斥农村市场，农民十之八九身上有洋货，利为外人所得，农村必然因之贫困等。甚至至今仍有一些研究近代经济的文章，引用这些资料来说明近代工业对农村手工业的冲击，说明外国资本对中国农村的掠夺。这些文章都忘记了一点：如果洋布进入原来就没有农村手纺织业的地区，自然另当别论，但如果当地农村中原来有棉纺织业，农民要放弃自给生产改而在市场上购买，其前提条件必然是，农民把原来从事棉纺织业的时间投入农业或其他农村手工业，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换句话说，农民家庭由此所得的收入，在购买与原来由自己生产的棉纺织品同量的商品后仍有剩余。

同样，如果农民用卷烟取代了自种的烟草，可以肯定农民把原来种烟的土地用来种其他作物，或把种烟草的劳动力用来从事农村手工业，得到的收入比原来更高。如果农民使用了其他近代工业制品——无论农村中原来有没有手工生产的同类产品——必要的前提条件都是农民有购买这些东西的钱。所以，工业品和其他非生活必需品进入农村，意味着农民消费观念的更新，反映了农民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一般来说，在近代中国，要依靠农业大幅度增加收入是很难的，农民家庭收入增加主要还是依靠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当然，发展经济作物种植也有可能提高农民收入，但在近代人口、土地和农业生产力的水平上，经济作物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因而，农民消费观念的更新，主要依赖农村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近代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首先是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当手工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以后，农民家庭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民的生产观念随之改变。资金逐渐流向手工业而不是农业，家庭主要劳动力也有向手工业转移的趋势。为了进行手工业生产，有时农民会不惜牺牲农业收成。农村手工业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改变了农民家庭的生产周期，把农民卷入市场经济之中，从而使农民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农民的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
注释

[1]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笫6 ─ 7、16 ─ 17页。
[2]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133、142页。
[3] 《政治经济学报》4卷2期。
[4] 胶济铁路管理局编：《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分编》1936年版。
[5]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42 ─ 244页。
[6] 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5年版。
[7] 天津《益世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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