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廉洁奉公的干部作了表扬，对经济上有问题的干部作了检查和退赔。有的干部说，“过去总想个人发家，工作浑身没劲，邪路越走越远。这次像恶梦惊醒，头脑一清，拨开云雾见光明”。

1964年，吴江县委作了近两年来的工作检查报告，县委常委都在会议上进行了洗澡。同时，根据大家的揭发，全体常委和县长、书记都作了个人检查。主要问题如下：对阶级斗争缺乏应有的警惕，如对商业方面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认为“管得过紧，外资会流到邻省，本地吃亏”。又在近几年来，从县到公社、大队，请客送礼、铺张浪费之风盛行，名为“礼尚往来”，实则慷公家之慨。从1961年以来县委和县人委请客送礼，花去7 200元。县委同志下去，也享受下面的优厚招待。又以为“东西是别人送上门的”，搞特殊化是“困难时期，形势所逼，在所难免”。这些不正之风对下面的同志有所影响。特别注意到副业生产较差。1963年蚕茧总产3 085担，比1962年减少45％。比历史上最高的1954年减少79％。主要原因是在肥料和劳力上对蚕茧有所忽视。还有分散主义的错误。1961年底，将统销结余的326.6万斤粮食未上报，直到1962年5月才上报，经上级同意安排。又在1961年底，怕财政年终冻结资金，经个别书记同意。将工业利润地方分成款中准备买小汽车的5万元转移到运输社。另外，土地有两本账。1960年以前，对上报挖废土地2万亩，并不落实。最后又规定县机关干部每人每年劳动不得少于一个月，下乡蹲点的时间力争超过一个月，力争联系群众，把工作做好。

1965年2月，吴江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大张旗鼓地宣讲《二十三条》，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全面地进行“四清”，搞好年终决算，认真解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等。例如，对干部当年“四不清”的问题，由贫下中农代表负责，进行揭发和查账对账，还可以开会当面交锋。

九

现在看来毛主席的愿望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当时比较尖锐的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是有远见的。但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影响下，把全国发生反革命复辟的危险看得过于严重，脱离现实，认为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四清”运动也势必在发生扩大化的错误。问题逐步发展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发生矛盾，毛主席认为“四清”还不能解决问题，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党内外政治生活就不正常，“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在当时实在是难于避免的了，所谓又一次在劫难逃吧。

但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关于反腐败的有些话，现在看来仍然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早在1945年，黄炎培老先生曾到延安向毛主席说过，一个新政权“历时长久，自然也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力补救”，而且“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总之没有能力跳出这周期率”。我们回想这段话仍有深刻的意义。毛主席当时回答是靠民主来跳出这个腐败的周期率，但“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也是行不通的。从1958年的浮夸风，到1959年的“反右倾”，党内斗争加剧，1959年一1962年的极端经济困难，以后的逐步变化和“四清”，“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加剧，仅这么一个似带有循环性的历史过程，就值得我们思考和观察了。历史是最公正的，它自然会做出结论的。

至于这期间江村的小环境还比较平稳，粮食产量和副业得到了发展，个人收入也有所提高。一直到1966年一1967年，江村所受到的破坏也没有城市所受到的那么严重。这是因为毛主席对1960年的困难还是记忆犹新，在“文革”中，他对‘‘穷过渡”的办法并不松口。但是基本的问题仍在。实际上，就是到了1995年的今天，有些历史痕迹也不能说就没有了。中央屡次批评的形式主义、浮夸风等不是屡禁不止吗?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作为社会人类学者只是从历史出发，进一步系统地研究现状，并且注意客观背景和微观调查的结合。我的这篇文章仅是作为江村调查的一个引子。希望今后立刻转入现状的研究中去，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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