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拿不到粮草。因此经过群众讨论，社员代表大会决定，采取夏季结算记账，秋后结算统一处理。社员对此，一般是满意的。有些地方提出三项保证：“保证劳动不缺勤，保证劳动超定额，保证秋熟超包产。”1961年6月，县里又搞算账退赔工作总结。全县四级，县、公社、大队、生产队清理了平调账，兑现总金额72.9万元，占平调总数的98.63％。

但还遗留不少问题。例如，太浦河水利上调的四平车、轨道，拆迁的房屋，材料的损失。又有当时日工资低，仅0.19元，不足最低生活。如按每日0.5元计算，还须补发145万多元。这是县里的退赔。公社和生产队的退赔情况往往是推责任，甚至有账不认，连渔船等都有。还有的地方退赔不彻底，抵账过多，甚至假退赔，搞克扣，挪用和贪污。如开空头支票来往，打白条子。又如赔偿大炼钢铁时动员社员按废品计价的好锅子、好铜器，“手印倒盖了好几次，不见给钱”。时至1994年，太浦河的部分退赔问题还不能说完全解决。我已调查过一个邻近村子的情况。

在初级合作社时，吴江社员的自留地划定了，到高级社时没有动。1956年全县共有社员自留地30 177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平均每人6.6厘。但在1958年公社化以后，将社员自留地全部收归集体所有。1959年春天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时，又将大部分自留地退给社员。1959年全县自留地有19 163亩，占耕地总面积的2％，平均每人4.37厘，比1956年少。因为有些自留地搞了基本建设，有些地改种了水稻，就没有退回。但在1959年冬天至1960年春天，为了解决食堂的蔬菜基地和养猪的饲料地。又收回一部分自留地。因此，1960年春天，全县社员自留地下降为17 467亩，占总耕地的1.71％，平均每人3.88厘。到1960年冬天，整风整社，按规定将总耕地面积的4％分给社员。不久在中央文件有新的规定后，又补足到自留地占耕地总面积的5％。1961年社员自留地增加到39 811亩，占3.9％，平均每人7．3厘。上述的具体过程，可称为自留地的“两放两收”。

这种不稳定的情形，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情绪。有的社员说，“多种不如少种，少种不如不种”，“种得好，要平调，种得差留自己”。有些地方连自留田都不种足，有意减产歉收。过去有些地方自留地上的产品，不仅可供自己食用，还可上市，现在连自给也困难。群众说，“自留地让我们种菜多好，也不会荒成这个样子”。

最后我们回到江村问题上来。费教授说，“在这段时期里，江村由于人多地少，所受的影响也较深。当时江村的人均耕地只有1．3亩，而平调土地、农具、资金的共产风以及不顾条件盲目扩种双季稻，改变耕作制度的生产瞎指挥又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逐年下降。1959年水稻亩产652斤，1960年为600斤，1961年降至494斤。可是实际产量的连年下降却被浮夸风、高指标掩盖起来得不到如实反映，因而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不断加码。该村所在的庙港公社，自1957年到1960年，逐年的征购数为：495万斤、798万斤、802万斤、969万斤。产量降低、征购过重的结果是社员口粮紧缩。1961年江村的人均口粮只有262斤毛粮，也就是说，每人每天只吃6两大米。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人口的流亡现象。据统计，庙港公社的总人口1958年为22 571人，1961年为2l 315人，净减6％，而当时外流觅食的人数则超过这一净减数。”①

据本地人说，外流觅食现象在吴江历史上是罕见的，不像外省有些地方似乎已成传统，男的在家看门，女的带孩子外出讨饭。江村人外流到浙江山区，那里山芋等杂食较多，可以充饥。因此，有的妇女就在那里与人同居，甚至生孩子的，造成家庭问题。真是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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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孝通选集》第254页。
六

1962年吴江调整基本核算单位。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注意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批评了有些社员提出的分开单干和包产到户，引用了一些群众的话：“靠集体好比靠泰山，靠投机好比靠灰堆；靠泰山万万年，靠灰堆一息息。”又说，过去以为包工包产到户有三大好处，干活自由，用钱便当，省工省本；现在认为有三大害处，粮食减产，工分少做，口粮少吃。

其次，落实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全县有73个生产队调整了规模，有222个生产队调整了土地，有些生产队还调整了农船、耕牛。对大队财务进行清理，将征购任务和机动粮数定死到生产队，一定三年不变。全县原有203个生产队，夏熟作物搞包产包工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3.8％，已经纠正。全县有u 110户侵占集体土地2239亩，已经退出工726亩。有人说，“大队搞坏了，才把一副烂摊子推给生产队”。这句话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情有可谅。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改为大队，又改为小队，是对的。因为过去那样是搞不下去了。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马上搞单产，包产到户。无论如何从哪一方面来说，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有利于当时生产发展的，因此是对的。

1961年中央注意到由于农副业问题被三年的大炼钢铁挤到后面去了，群众的吃穿问题日益恶化，生产积极性下降。又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 000万人以上，1961年当年减少l 000万人。1961年开始有了退够了，再前进的认识，尽管现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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