蹈艺术是千姿百态的，并非只有一种美的形态。因此，只要有利于构成这样的舞蹈活动 
——使得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坚强地活下去——使得人们能够活得更好——包括为了这个目的，而在舞蹈艺术中对丑陋的身体进行揭露与批判，所以，任何身体都可以是舞蹈的工具。 
第二，我赞同现代舞蹈家们的观点，“任何人都可以是舞蹈家”。回到人类舞蹈发生的源头，我们不难发现，舞蹈是每一个人生活的必需。舞蹈成为职业舞者或者说是少数人的专有权力只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现象。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舞蹈家， 将这一权力再次还给大众——每一个人，不能不说是某种民主、自由、平等的光辉再度照亮了人类的身体。 
第三，我认为：作为舞蹈的身体必然是文化的身体。一个人类群体正是通过一种语言才最终凝聚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一种语言中才被完整地铸刻出来，因此，“舞蹈是一种使用身体语言符号作为言说方式的艺术。而‘身体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文化的产物’，并‘牢牢地固定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由于一切个体生命的性别、情感、欲望、状态都显现在这一肉体之中，一切社会的政治、文化、道德以及人的世界观等意识形态问题都通过人的身体传递出来。舞蹈艺术作为身体‘体现’的典型现象，是在人的鲜明意志主导下以特殊的形式训练身体的结果。因此，无论在官能感觉还是在抽象的精神方面，舞蹈的身体都集中体现着某种国家的、社会的、民族的、阶级的、时代的、文化习俗的特征”（刘青弋《现代舞蹈的身体语言》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 
第四，要辩证地看待人类历史的文化现象。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人的灵性、智慧都和文化的发展相关，都与文化的沉积有关，但文化也带来不少问题，诸如文化对人的异化作用。中国古代儒家的“礼”，很好，对人的行为起了规范作用，为社会的伦理道德建立通行的准则，但鲁迅说，礼教吃人！现代科技的发展，很好，使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但人类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了。“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马克思也论述过人的自我异化问题，即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劳动，转过来反对工人自己，不以工人的本意为转移。因此，对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就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真的不明白，为何“返回身体原点的观念”，其前提一定就是于平所设定的要“摆脱历史文化的积淀”？而且“在毁灭灵性的舞蹈之时”，还期盼着留下“更符合人性的舞蹈”。我真不明白于平这里言称的“灵性舞蹈”和“人性舞蹈”有何区别？它们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吗？如果这“灵性”指的是“智性”或人的理性的话，那么，灵性中还有一种生动的与灵魂与本能的生命力相关的东西就不再存在不再照耀了吗？同样，人性与灵性能够分立吗？ 
　　　　四 
对身体躯干表现力的开掘，不能不说是现代舞蹈家的历史性的贡献。这种贡献的成果已屡见不鲜地被运用在中国与世界当代舞蹈的建设之中，并产生了积极的效用。对这一身体表现区域的关注，来自于现代舞蹈家对舞蹈艺术与人的本质重新认识和思考。包括对人的情感、欲望等物质与生物本能的肯定，也包括对其现实存在状态异化的反思与批判；表明现代舞蹈家为对应新的历史时代的要求，对应表现现实生活领域拓展的要求所做的努力。因而，简单笼统地将以这一区域为中心的舞蹈作为性本能引导下的低级的活动来看是不妥当的。而且，本文作者亦在自己的书中明确地批判过那些在艺术表现中的“一些将生物性作为人性的唯一性质的倾向，”并指出它“实质上折射了一个旧世界瓦解与衰落的征兆”。但不认为这些倾向是躯干表现或“返回身体原点”的结果。 
目前，系统地论述“返回身体原点”的理论，只见于本人的《现代舞蹈的身体语言》一书，其中在对古典芭蕾——现代舞——后现代舞的身体美学与文化研究中，使用了“女性化的身体”和“男性化的身体”，而非于平先生所说的“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身体”。“女性化的身体”和“女性的身体”之间的概念差异，想必于平先生不会不知道。而且本人将古典芭蕾到现代舞再到后现代舞之间的身体体现的差异，称之为“身体的变异”，与“舞蹈的扬弃”风马牛不相及。“体现”，是本人书中的核心概念，其直接研究不同时代、不同种类舞蹈的“身体体现变异”，而非研究同一舞蹈种类的“扬弃”（关于“舞蹈的扬弃”一语，参见谢长、葛岩于1987年发表的《人体文化——古典舞世界里的中国与西方》一书）。 
我们在对一种新的艺术思潮或一种新的艺术形态进行研究时，关注的焦点应在其对传统的“变异”及其与传统的“差异”方面。正是由于这些变异，传统艺术的封闭系统才被划开了豁口，一种新的事物才真正打开一个新的视域。现代舞作为一场身体文化与美学运动，是现代舞蹈家追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艺术功能，因时而变，因世而变，因人而变的艺术形态。可以说，不研究“变异”与“差异”就无法真正认识现代舞。同理，不谈“变异”，无以言说人类文化史的前进与发展；忽视“差异”，等于消解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艺术类型本身；也无法认识每一种不同的文化，以及那些在差异中建立起来的文化个性。由此，在古典舞蹈与现代舞蹈不同的身体理念与身体形态的比较中，关照现代舞蹈身体语言的美学走向，把握现代舞蹈的精神实质，考索现代舞蹈变革的得失，为舞蹈的健康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启发，成为本人研究的基本学术意向。 
本人在《现代舞蹈的身体语言》中，在对古典芭蕾、现代舞与后现代舞的身体语言体系进行全面考索之后，指出了这三者之间的六十多种身体“体现”及与此相关方面的变异表现，并构成各自的文化系统；同时，在这些“体现”因素中选择了最具典型性、最具文化意义的“性别”特征为题，对古典芭蕾、现代舞、后现代舞的身体形态展开论述。因为，性别不仅直触人的生物性本能，同时构成人的社会性的基本单元——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两性，并由两性构成——它不仅构成国家中的基本单位——家庭，亦在两性之间的关系中、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中折射出社会、政治、文化、经济、习俗的种种特征。此外，“性别”倾向还能够用于揭示不同的时代与民族文化总体特征——这便雄辩地证明，这一特征研究已跨越生理学、心理学层面，而进入社会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这是事实，已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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