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当观看“西洋影戏”日渐成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市民生活的一种娱乐时尚的时候，客观上也就为中国民族电影开拓，提供了一定的市场发展空间。 

中国的民族制片业，肇始于外国电影传入9年之后的1905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曾留学日本学过照相技术的著名实业家任庆泰（1850－1932），在他自己开设的“丰泰”照像馆里，主持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国产片《定军山》。影片的主演，是京剧老生表演艺术中“谭派”创始人、号称“集众家之特长，成一人之绝艺，自有皮簧以来，谭氏一人而己”的谭鑫培；影片所叙述的，是京剧《定军山》中三国名将黄忠“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 

此后，丰泰照相馆又拍摄了京剧著名武生演员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中“对刀”一场、许德义表演的《收关胜》、俞振庭表演的《白水滩》、《金钱豹》片段。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适应无声电影的特点，这些影片多选取该剧中武打或舞蹈动作较多富于视觉冲击力的片段，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影戏园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上映，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7] 

电影这种潜在的商业利益，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投资热情。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在上海、北京、天津、镇江、无锡、杭州、成都、汉口、厦门、汕头、广州、香港、九龙等地，共开设了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电影公司中，尽管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明星影片公司、长城画片公司等基本上采取的是同人集资甚至股份制等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运营方式，但是由黎民伟创办的民新影片公司和由邵氏兄弟创办的天一公司等，采用的却是夫妻搭挡、兄弟运营这一传统的家族运营管理和创作模式。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家族运营和创作模式是“中国民族电影区别于欧美各国以至日本早期电影的典型标志。”[8] 如1913年拍摄短片《庄子试妻》时，黎民伟之兄黎北海任导演并饰演庄周，黎民伟则反串庄子之妻，黎民伟之妻严珊珊则饰演剧中的婢女，并因此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9] 天一公司1925年6月创办于上海时，邵氏兄弟四人中邵醉翁任总经理兼导演，邵邨人任制片兼编剧，邵仁枚任发行兼编剧，邵逸夫任发行兼摄影，家族运营色彩鲜明，公司管理不太注重现代性的契约和法理制度，转而强调家族各成员之间的道德教化与和谐融洽，在电影创作上“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10] ，对传统的人伦道德观念与历史题材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1924年，黎民伟率民新影片公司人员在北京为梅兰芳拍摄了《西施》中的“羽舞”、《霸王别姬》中的“剑舞”、《上元夫人》中的“拂尘舞”、《木兰从军》中的“走边”及《黛玉葬花》片段，“服装、道具和背景都比较调和，在《黛玉葬花》里还较好地运用了一些电影摄影的艺术技巧”,[11] 注意运用近景、中景、远景和全景等镜头语言，令人为之耳目一新，结果观众趋之若鹜。1926年天一公司根据民间故事或古典小说改编了一系列古装片，如《梁祝痛史》、《义妖白蛇传》、《珍珠塔》、《孟姜女》《孙行者大战金钱豹》（取材于《西游记》）、《唐伯虎点秋香》等，轰动一时，特别是在南洋市场极受欢迎，满足了“大部分下层华侨的乡土观念”，[12] 并由此导致1927年左右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古装片”运动，在中国影坛掀起了一场商业风暴。如天一公司的《花木兰从军》、《刘关张大战黄巾》（取材于《三国演义》）《西游记女儿国》、《铁扇公主》（均取材于《西游记》）、《明太祖朱洪武》；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美人计》（取材于《三国演义》）、《乌盆记》、（取材于《包公奇案》）《大破高唐州》（取材于《水浒》）、《古宫魔影》（取材于《西游记》）；长城画片公司拍摄的《石秀杀嫂》、《武松血溅鸳鸯楼》（均取材于《水浒》）《哪吒出世》（取材于《封神榜》）、《火焰山》、《真假孙行者》（均取材于《西游记》）；神州公司拍摄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取材于《醒世恒言》）；民新公司的《西厢记》和《观音得道》；上海影戏公司拍摄的《盘丝洞》（取材于《西游记》）和《杨贵妃》；大中国影片公司的《猪八戒招亲》、《孙悟空大闹天宫》、《孙行者大闹黑风山》、《无底洞》（均取材于《西游记》）《曹操逼宫》、《凤仪亭》、《七擒孟获》（均取材于《三国演义》）、《哪吒闹海》、《姜子牙火烧琵琶精》、《红孩儿出世》（均取材于《封神榜》），以及《五虎平西》、《杨文广平南》；新新公司拍摄的《锦毛鼠白玉堂》（取材于《七侠五义》），开心公司的《济公活佛》；合群公司的《猪八戒大闹流沙河》（取材于《西游记》）；大东公司拍摄的《武松杀嫂》（取材于《水浒》）复旦影片公司和孔雀影片公司拍摄的《红楼梦》海峰公司的《昭君出塞》等。 

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推出的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火烧红莲寺》，影片根据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第81回“红莲寺和尚述情由”等章节改编，叙述习武青年陆小青投宿荒山古刹红莲寺，无意中窥破寺庙机关而被僧人追杀。后来在昆仑派女侠甘联珠、飞剑小侠陈继志和总督保镖柳迟的帮助下，一把大火，烧毁了红莲寺。为了追求艺术效果，公司不惜花费全片预算的四分之一来搭建红莲寺内外景，并聘请一位武林高手来担任武术指导，在武打上力求真刀真枪地实打，担任摄影的董克毅为了在银幕上表现出侠客们飞檐走壁、隐遁无形的神奇武功，发明了被武侠电影至今还在沿用的借助钢丝升空飞行等特技，以至于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论其情节，虽近荒唐，然摄制上之千变万化，实较其他影片尤为繁复。似此奇特之技术，贡献于国产电影界者匪鲜。”[13] 公演时“远近轰动”，[14] 创造了中国民族电影的票房记录，明星公司也因此扭亏为盈，由1927年亏损近2万元，转为1928年盈余近5万元。[15] 
 在《火烧红莲寺》这种巨大的商业效益的示范下，“放出了无量数的剑影刀光”，“敲进了武侠影戏的大门墙”。[16] 仅《火烧红莲寺》三年之间续集就达十八集，创造了中国电影史续集的记录，各种“火烧片”也纷纷出笼，如暨南影片公司1929年《火烧青龙寺》，天一影片公司1929年《火烧百花合》（上下集），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1929年的《火烧九龙山》，复旦影片公司1930年的《火烧七星楼》（六集）等，并出现了专门拍摄武侠神怪的影片公司，如友联影片公司连续拍摄13集《荒江女侠》、5集《儿女英雄》、4集《女侠红蝴蝶》等；月明影片公司连续拍摄13集《关东大侠》、6集《女镖师》；华剧影片《乱世英雄》、《迷魂阵》、《白玫瑰》《白芙蓉》、《万侠之王》等；复旦影片公司《粉妆楼》、《大闹三门街》；暨南影片公司《江湖二十四侠》、《黑侠》等；天一影片公司拍摄了描写“十八层地狱”和“十殿阎王”等恐怖场面的《唐王游地府》以及充满“妖光剑影”的《乾隆游江南》等。这些影片的主角大都是“侠客”和“荡妇”，影片的内容主要也就是叙述二者之间的调情和武打，其中不少武侠神怪片还极力模仿美国西部片的牛仔造型，出现了头戴大呢帽、着小裤管，扎宽腰带的侠客形象，有些影片为了“表示近代之美”，片中“无论男女演员，皆半裸式”，再加上各种特技摄影、机关布景，一时观者如云。”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1年间中国共上映227部武侠神怪片，一跃而成为当时产量最大的电影品种，并引起当时电影评论界的高度关注，有人曾专门撰文分析古装武侠片兴盛的原因所在： 

本来在这魅厉横行，肖小潜迹的万恶社会中，所谓‘公理正义’、‘民法国律’者，早已被强权者摧残殆尽了！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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