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幕遮”）。“苏莫遮”，胡语，其意谓西域地区的一种帽子。《宋史·外国六·高昌》:“妇人戴油帽，谓之‘苏幕遮’。”此帽用羊皮制，外涂油以防水，是“泼寒戏”中的一种服饰。唐般若译《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卷一:“又如苏莫遮帽，覆人面首，令诸有情儿即戏弄，老苏莫遮亦复如是。从一城邑，至一城邑，一切众生被衰老帽，见皆戏弄，以是因缘老为大苦。” （《大正藏·中华藏》，转引自《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
以具有“戏”之“道具”色彩的“苏莫遮”代称泼寒胡戏，看似细微末节，但却反映了人们对“泼寒戏”的兴趣点从“乞寒”到“表演”的某种转移。吕元泰之所云——“比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锦绣夸竞，害女工也……”，表明泼寒胡戏表演的成分大大增强，时人对泼寒胡戏兴趣点的转移，与此密切相关。或者说泼寒胡戏表演成分的增强与人们兴趣点的转移，是相辅相成的。吕氏所言的“浑脱队”，为舞队，从“军阵势也”、“战争象也”云云，可想见其表演规模之大。故唐代的泼寒胡戏名义上的“主题”虽仍然是“乞寒”，也还保留有“泼水”的游戏，但其性质已从一种原始的大众游戏转化为一种大众参预的大规模组合性歌舞表演，成为节令性的大型观赏性表演节目，其生存空间从南北朝时期的华府宫廷扩展为“盛行民间”，以致成为帝王“观风”看“戏”的一项内容——武后末年，中宗乘楼观泼寒胡戏、景龙三年令诸司长官向醴泉坊看《泼胡王》乞寒戏、李隆基为皇太子时“微行观此戏” （唐韩朝宗《谏作乞寒胡戏表》） ，可见其影响何等广泛。
但即在泼寒胡戏于民间盛行之时，士夫非议纷起，有三位相继上疏排斥泼寒胡戏:其一是上文提及的县令吕元泰，其二是左拾遗韩朝宗，其三是曾亦颇赏泼寒胡戏的中书令张说——三位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级别从小到大，说明泼寒胡戏的影响广及朝野。吕疏大意前文有引，韩之谏表呈于睿宗景云二年 （《通典·乐六·四方乐》。按:《唐会要·杂录》记为睿宗景云三年，当依《通典》） ，要义为以下数句:
今之乞寒，滥觞胡俗，臣参听物议，咸言非古，作事不法，无乃为戒。伏愿陛下三思，筹其所以。
—— 《谏作乞寒胡戏表》，《全唐文》卷三○一 张说上疏的时间为先天二年十月 （《通典·乐六·四方乐》） ，起因是吐蕃入朝祝贺，有司以表演泼寒胡戏接待之，张说上疏反对而论及泼寒胡戏:
臣闻韩宣子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大朝乎?今外国请和，选使朝谒，所望按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夷，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辨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亵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礼。
——《旧唐书·张说传》 以上三人排斥泼寒胡戏的具体出发点不尽相同，但最终归结点则同——“今之乞寒，滥觞胡俗，臣参听物议，咸言非古，作事不法，无乃为戒。”“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一言以蔽之:泼寒胡戏乃胡文化，与我“礼义之朝”的传统文化相悖，行之丧风败俗，有坏“盛德”。换言之，吾华当“以华化胡”，而不能容许“以胡化华”。如此有关国体民风的堂堂理由，玄宗焉能不纳?于是便有了《禁断腊月乞寒敕》:
敕:腊月乞寒，外蕃所出，渐积成俗，因循已久。至使乘肥衣轻，竞矜胡服。阗城溢陌，深点（玷）华风。……自今已后，即宜禁断。开元元年十二月七日。
—— 《唐大诏令集》卷一○九（按:《唐会要》卷三四记颁诏时间为十月七日。“自今”三句为:“自今已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通典·乐六》所记同此。） 自此，泼寒胡戏在唐代销声匿迹。
但是，泼寒胡戏的若干“表演形式”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三 唐代泼寒胡戏的变易流传
从前文所引唐代文献及张说所作“泼寒胡戏所歌”的《苏摩遮》歌辞看，泼寒胡戏从南北朝时期简单的“泼水”之戏到唐代已成一种大型的综合性歌舞，有趣的是:与此同时，泼寒胡戏发源地——西域的“苏摩遮”，其“戏”的形态与唐“苏摩遮”是一致的。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一:
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按:指中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持罥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
（注:慧琳，疏勒国人。俗姓裴。“撰《大藏音义》一百卷，起贞元四年迄元和五载方得绝笔，贮其本于西明藏中。”事见《宋高僧传·唐京师西明寺慧琳传》。）
这一段话，写于“禁断”泼寒胡戏后的中唐，说的是其时龟兹“苏莫遮”之情形，但于理解唐之泼寒胡戏及其流变颇有帮助，故须深察:
其一，首先当注意的是:慧琳谓龟兹国“至今犹有”的“苏莫遮”，“公行”的时间从以前的“十一月”流变为“七月初”。这一改动，意味颇深:虽然其“戏”仍有“以泥水沾洒行人”，宗旨已从“泼寒”而转变为与华俗“趋傩”意义相似的“禳厌”消灾。宋王明清《挥麈录》记太平兴国元年王德延等奉使高昌，叙其所见云:“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压阳气去病”者，消暑气也。是知宋初高昌之“泼寒戏”也改在夏日行之而成为“压阳戏”。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唐之“泼寒”与西域“压阳”的“苏摩遮”在“戏”之形态上的进展，是唐影响胡，还是胡影响唐，抑或相互无影响?据唐保留了“泼寒”古俗和唐当时的声势地位，可能性大的应是前者。唐时西域诸国颇遵唐令，“泼寒”所以改为“压阳”，极可能是唐开元泼寒胡戏“无问蕃汉，即宜禁断”的结果。
其二，慧琳谓“苏莫遮”时云“此戏”，然又曰“至今犹有此曲”，并将“浑脱、大面、拨头”等比为同类。这并不是慧琳糊涂，而是时人之习惯。其因在“浑脱、大面、拨头”等等均有乐曲伴之，故又称之为“曲”。古人无“严谨”的“概念”意识本属平常，不独慧琳如此。况慧琳乃在华释经，当遵循华人之习惯，故慧琳之言反映了唐人的观念:“苏摩遮”乃是“戏”、“曲”一体的。“苏摩遮”既可以指一种“戏”，也可以指一种“曲”，“苏摩遮”名义下的“曲”，乃是泼寒胡戏中种种表演之乐曲的总称。慧琳类比“苏摩遮”的“浑脱”、“大面”、“拨头”，前者为舞蹈，乃唐“苏摩遮”之“戏”中的项目之一，后二者为戏弄，从慧琳语气看，唐“苏摩遮”之“戏”中亦当有“戏弄”一项。舞蹈与戏弄的音乐自有不同，故“苏摩遮”的“曲”亦当不止一种曲调，更不是“一个”曲子。
由上述唐代泼寒胡戏形态的“组合性”所决定，开元所禁的泼寒胡戏，乃是其中有碍“盛德”、“深玷华风”的“裸体跳足”、“乘肥衣轻，竞矜胡服”。而其乐曲、其舞蹈、其戏弄之“艺术形式”，只要不碍“盛德”，无玷华风，则当不在被禁之列。
事实正是如此。由于盛唐泼寒胡戏中“深玷华风”的“裸体跳足”等只是对原始形式的保留而无实质意义，在形态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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