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缺少所谓整体哲学精神寄托的诗人，往往是随波逐流的小诗人。在中国人对于哥德的研究里，人们就谈到哥德的神魔二元互动。其主要人物如浮士德和糜菲斯特的对立统--这也是浮士德本人心态与心路历程的二元互动--而这般如此的对立统一，则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意志之路产生一定的关系--而黑氏和中国近代思想历史的路径，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等等。 

　　将一个诗人及其作品牵强附会地对应于某个哲学家是过于生硬的做法，但是我们在一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的身上，却可以检测到他们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八十年代的诗人们，可以说是比较自觉地将这类精神财富有意识地注入到自己的诗歌中去。虽然，在文字和形式上，在精神内涵的地域和时空上，他们同样面临着许多的难点和悖论，但是总体上说，他们的实验是有希望的。在那个时段，我们作为读者（和作者），看到了经过模拟的英国诗歌，法国诗歌，俄罗斯诗歌的种种不同的承袭性习作甚至翻版。在这样的习作里，虽未见出自身独创性的发现，但是这类准贝多芬式的写作，还是令人鼓舞的，难以忘却的。许多诗人的话语，穿过世纪的荒漠，来到我们这里；我们记住了他们的箴言："挺住，就是一切"，"诗歌在散文结束的地方开始"，"残忍的四月……"，等等。这些话语的增值，也许是那些西方诗人自己也未想到的--他们在中国找到了某种意义的新解。 

　　随之而来的后现代话语，也似乎以此面目降临在我们的诗歌土地上。虽然他们降临后，已经有所易质。（我们的诗人和学者就后现代的一系列关键词也做了很准确的解释：如"解构""零度写作"，"无意识"，"能指/所指"，"语言/言语"……更正了一些误解和错植。尤其是对于解构一词的阐释----解构！其实是一种包含旧有传统的再造，而非拆毁，颠覆，等等。） 

　　具体而言，什么是那个时代的诗人所关注的诗歌内涵，他们中国化的过程如何？如何对应中国的"诗情"，国情呢？就诗歌的内容而言，我们看到，类似虚无，空洞，坚持（挺住），痛苦，迷茫，甚至颓废，自贬，自责，有限度的世界主义和传统主义，哲理的玩味，宗教感（伪宗教感），文化整体论……等许多特质和特定的诗歌内涵，已经侵袭到我们诗人的身心。在西方人结束的地方，我们刚刚开始。总而言之，是那种非惠特曼式的诗歌品质和诗歌风格，在统辖着八十年代年代的诗人。他们的总体诗歌情绪是低沉而沉重的，是悲愴而苦闷的--他们对于文革的悲剧记忆犹新；他们的总体写作态度和写作状态是严肃的，甚至是严峻的，残酷的（残酷到他们人生的"行为艺术"……）。除去少数因颓唐而绝望的游戏制作以外（他们绝对不同于所谓的本能写作群体的为游戏而游戏），几乎所有的诗歌作品都是在沿用一种几乎已被公认的"荒原"精神，一种后乌托邦主义（虽然，其间夹杂着对庞德的东方学崇拜之崇拜）。 

　　这类试验似乎预言和预演着一种极大的精神突破。虽然我们的精神储备和体制建设尚不完备，很不成熟。换言之，我们还是徘徊在西方近现代诗歌的巨大阴影当中。但是，在这样的，类似慢板乐章的，大酝酿和大受孕的，生机勃然的诗歌写作，诗歌沉思中，一种比较健康的诗歌精神已在缓慢而坚毅地彰显和上升。其行动终点，很可能是发展出一种真正的中国现代诗歌精神（至于说他是否能够发展出一种新的诗歌体制，在语言和节奏上，使得新诗的写作轨迹清晰起来，当然是一件更加艰巨的事情）。但是很不幸，很遗憾的是，他的中断已经就在眼前了，在那个年月的风波以后。  　4 

　　我的一个诗友在研究所谓的荒诞诗歌且辟有一个网站。我对他们的实验乐观其成。 

　　前此，笔者撰文讲述过"用荒诞不能说明荒诞"的观点，无外是说，荒诞的介定，是用非荒诞语言言之，荒诞本身不能说明问题。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还应该进一步加以说明之。既然我们已经言及政治，就从政治的层面加以说明吧！政治上的正确性，随着年代的发展，国家的分布，说法不一（如文明冲突论）。但是，起码在我们这里，政治的正确追求还未过时。政治真理，是否像一切已经被似乎陈述过的真理一样，在据说一经陈述就无真理可言的后现代哲学中受到挑战（但是他们的政治体制，似乎还是在沿用至19/20世纪，乃至更早的一套理论，一套办法）；这个挑战的结果之一就是荒诞出现的理由。卡夫卡并未因为奥国的政治制度的某种民主化议会和法制化而撤回他的变行记。他是如此，其他伟大作家亦然。这样几乎是永恒的批判似无终结。这当然是运用了政治和文学两个标准。但是，其间难道就没有一种暗中的通道吗？他们是永远平行而绝缘的吗？有没有前因后果的逻辑历史程序呢？答案好像并不绝望。因为历史是在冥冥之中做着他的安排，只是我们想起"天助自助者"这句话。 

　　我们的意思是，在思维的荒诞和绝对的不可能性前面，人类的游戏，是在制定规则的前提下精心策划而一赌输赢的。在争取当赢家的战斗过程里，诗歌的警世之用似乎是在理性，而不在荒诞。尤其是在我们这类国家。因为最好的其中也有坏的；而尚未达到最好之前，何谈争取之的无用呢？也就是说，春天的的等待，有其规避春天之恶的判断；不然，诗人不是要遭唾骂乎！这当然也是一种悖论。 

　　许多文本对此已经有所涉及，但是将这个观点在诗歌写作中"活学活用"，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沿用民主自由的观念并践行之，实现之，我们的态度只能是严肃的；循此意义写作的诗歌不好儿戏！我们的悖论是，当我们回顾历史而反思理想主义诗歌创作时，政治上的标准，一度成为唯一的标准；反之，如果我们简单地反其道而行之，政治的回报只能是停滞不前，依旧如故；满足于一切行为的荒诞，和将行动至上，目的消解的机会主义做法殊途同归。在这样的荒诞主义特定前提下来写荒诞主义诗歌，顾左右而言他，是一个种变。 

　　简而言之，西方的荒诞主义，是在他们实施了严肃的政治，经济，文化实践后，仍未到达理想境界后，所做的一种由他们介定的荒诞主义作品。这个荒诞和我们未完成时中的荒诞，是两个荒诞。比如说，德里达就为法律实施过程的"宽容"提出了和法律无法兼顾的"宽容"；我们在实施法律的时候如何对应之？我们的荒诞诗倒是可以和马基亚维利的机会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等量齐观？ 

　　于是，在选择荒诞和不选择荒诞当中，我们又发现了悖论。解决这个悖论的选择本身也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荒诞：因为选择是一个合题，而后现代哲学拒绝所谓合题的呈现。 

　　能指和所指，本来是在意义的前提下合为一的。但是在拉康那里，能指的含量要远远高于所指，他们是一对天生的冤家？诗歌的写作不能不受到这位医生的影响，而且这样的影响愈来愈大。我们的诗歌作者在能指方面的含量正在变小，变微----我们的诗很难说是一种歌，此为一例----能指的削弱并未能够扩大所指之义，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我们是在自律的选择里被抛弃的一群。加之我们的诗歌作者往往会忘记所有陈述的时空地域之前提，意义的引深已经成为悬念；而悬念的提供，又会使意义产生误植。尤其是在引用西方大师用言时，并未能把他们陈述的前提摆在面前，以廓其清。退而言之，是一种妥协中的共性，使得这种天各一方的话语系统普世而降，混淆杂处，为大众（世界大众，东西方大众）所共享。共享的破绽和痕迹随处可见。 

　　有无可能在我们的第三世界的诗歌写作里将这个悖论化解和消融之？ 

　　仅仅回避荒诞前后左右的严肃是无济于事的。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处之得体，化之有方。应该在对象兑现为词语的时候，只能将就于此，而不能说，"对像和词语是一组原罪"（蒯因语）。 

　　这样，我们就兑现了我们自身的语言前提。因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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