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先锋性和前卫性风格，能为我们带来主流社会以外的作品和启示，而非那些前反叛性作品，以及不向大众趣味扇耳光的随俗之作。如果一个作家的反叛性终其一生，那么，他的最后的被拍卖倒是可以被谅解的。我想，这样的作家还是存在的，因为他们的反叛之迷也许和人类社会共存亡。这样的期待是一个悖论吗？ 　2 

　　我们很容易忽视时代和时期的划分。一般而言，时代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阶段，而与时期有别。但是时代的起点和终点在哪里，同样不好划分。大而言之，从但丁，赫尔德林和画家安格尔与音乐家贝多芬的身上，人们可以划分出他们身前身后的时代及其不同的时代特征。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划分这样的时代，或者说划分出这样的时期，也是颇费周折的事情。以年龄和年龄段来划分诗歌的群落是很好笑的。谁也不会对于李，杜的年龄差感到兴趣。对于新世纪的诗歌读者来说，我们不能不将1989年作为一个时期的分水岭。这是因为在1992年以后的商品化社会的到来之前之后，时代特征得以改变，或者说大部分得以改变。 

　　和这个时期以前的诗歌比较而言，今天的诗歌，的确在是否反映时代的问题上各抒己见，无方无圆起来。政治诗歌的总量在明显地减少（好像是诗人们自己在减持其量乎？）我关注到，坚持政治诗歌写作的人中，青年学者余世存的所谓模拟奥登风格的作品，几乎给我留下唯一的印象。就其大致是有感于底层命运的写作主题而言，这样的诗歌，对于时代特征的把握，还是很准确，很情感化的，虽然他一点也不缺少理性的思考。 

　　此外，坚持所谓"元语言叙述"（这是指元政治叙述或者说拟叙述）的海外诗人的政治关怀诗作，也还在追求和政治社会问题接轨。但是，可以说，在绝大部分诗歌作品中，这类作品几乎被一大堆和时代的另类特征接轨的诗歌淹没了。所说的另类时代背景，不是政治背景，而是取缔政治背景的准消费主义和前市场经济背景。这种关怀在无所谓关怀不关怀的调情气氛中，将所谓的关怀几乎消解殆尽了（我们在后面还要说到关于消解，解构之类的话题）。 

　　那么，这样的诗歌写作就不是时代反映之写作了吗？又好像似是而非。因为没有政治的政治，其实是回避政治，回避政治关怀。在有意无意中自律一方的中国诗人中间，政治关怀自然被定位为无意义。这让笔者想起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家排除上帝问题的讨论（虽然，这个在卡尔纳普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严重忧虑！当然这是一个并不恰当的类比。）他们对于"这个"时代的反映，巧妙地转化成为对于"那个"时代（几乎就是又一个"大唐盛世"）的适应和服从。这两个反映组成了又一组悖论。于是，中国人的上帝问题也好像被排除了；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能够和应该被排除的吗？ 

　　我们倒是应该叙述那些只是写作半商品化社会生活感受的那一群诗人。他们的年龄多少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已经发明了他们的诗歌派别，如"下半身"一类。他们对于终极关怀的解释，是一种反解释。在哲学和美学的意义上说，生活本身变得感性化了，本能化了。他们当然没有经历最初由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带来的，关于崇高和反崇高的议论。这个阶段严格说，是包括在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时期。他们的作品和说法给我们的感受，是对于政治的回避；包括对于文化和思想的回避。而对于政治的回避，是否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采取的美学态度，当然值得商榷。在政治化和反政治化这组悖论中间，过于绝对的政治关怀，好像一向以来，是诗歌的对头。但是我们又很难忘却泛政治化社会及其思维方式，那不过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泛政治化的反动，应该是何种样子，我们今天又不得不重新思考之。究竟应该如何正面对待政治性，社会性的内容在诗歌中的存在和存活呢？ 

　　在泛政治化的生活中，政治诗歌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做过一些交代。众所周知，在政治问题遍布一个社会的所有毛孔时，诗人对于政治的逃避是很可笑进而很可耻的。没有此类必要的政治关注和政治训练的诗人，他何以在他的读者，在被政治命运控制的读者中，做出以诗代言的交代呢？难道真有一种"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世家"的现代境界吗！旁及左右，索尔什尼琴的古拉格和他的天主教关怀，难道是他那个时代可有可无的一种精神选择吗？--进而言之，今天的，在被取消了古拉格的俄罗斯社会中，老索的关注又是什么？我们很少见到俄罗斯的"下半身"，只是听搞俄罗斯文学的朋友说，他们也有一个卫*？今天的中国是卫式化的社会吗？还是人们用一个不确定的模式，营造出了一个卫式"关怀"的写作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精神的高度下降为一个青楼女子的自白；……固然，同样是青楼，按照林语堂的说法，数百年前，是她们创造了唐诗体制和形式以后的形式：词！ 

　　多元化世界在中国有其存在的证明，人们对此少有争议；有争议的是，是否中国社会只有卫式社会的生活特征？在现代租界之奢华和与老外交媾的快感驱动下，政治和社会的关怀被推向一个唯一的唯性主义"写""做"！鄙以为，大群的农民，氓流和底层市民是没有此等关怀和兴趣的。他们艰辛的生活倒是在劳伦斯的矿工题材小说甚至在雨果的作品中似曾相识。 

　　语言的放松，现在被用来制裁内容的紧张。这种紧张在消费主义写作群体中的确是极为罕见的。（诗歌在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一种颇为紧张的语言探索----在马拉美和瓦雷里那里表现得极为突出----已经据说完全应该改换为一种所谓的口语写作。）他们的也许不止是吃喝玩乐的感性经验究竟如何应世，确是笔者十分陌生的领域。虽然，早在文革时期，鄙人就接触过所谓的玩家，但是我们这个一直以来"克己复礼"的社会，究竟要如何的大玩一把，倒也值得研究之。  3 

　　从时间顺序的排列来看，诗歌写作从政治关怀到本能体验的径流，中间不可以忽视一个过度阶段，就是精神审美和非叙述写作阶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在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中看到了他的独特风范。这个风范远未能说是政治关怀的成熟和本能体验的萌生，但是在精神的层面上，西方几十年来，甚至可以说是近百年来的诗歌探索，在那个时段的诗歌写作中，都见出端倪和取得实效。过度的游戏主义和犬儒心态，还处在尚未成长状态。这种迹象既表明了那时候诗人的某种程度的单纯，也见出他们单纯里面的幼稚。这样的幼稚，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缺憾，但是这种缺憾尚为非自觉的，还不应由这个时期的诗人来负全责的。 

　　一系列中外诗人的名字出现在诗人和评论家的笔下。中国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和外国的诗人如：瓦雷里，里尔克，T。S艾略特，圣琼·佩斯，阿胥伯莱……的名字，象征着诗人对于外国诗歌美学的领悟和模仿。其间，一种不能说是绝对严肃，但也不能说是绝对荒诞的诗歌风格混杂其间，一时间有真伪难辨之象。逐个来分析某个外国诗人对于某个中国诗人的影响，是不必要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之间的互动就不存在了。笔者在一些较为出名的诗人的文本里，可以得到这类影响的关键证据。这样的看法，是就我们所说的悖论而言，这个悖论就是，诗歌的政治关怀已经在精神的层面上有所提高，有所发展；只是这个发展的势头，被我所说的那个年代的关键词所中断了。而后，当然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形。 

　　诗歌的政治性和诗歌的精神性关系，类似于精神层面的哲学对于政治的覆盖；政治，其实是哲学的一个子目。这个判断的意思是说，在任何一个大诗人的美学关照里，都包涵了他的哲学--政治观；这样的政治观甚至是他的诗学之有机的组成部分。反而言之，任何伟大的哲学家，也都有他的诗学关照，他的诗歌的鉴赏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创作。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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