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93年实施《连续扩散事态系列之二——‘93招贴行为’》的活动。他以当今最流行的街头招贴为样板，使具有正常语法和语意的诸如寻人启事、招聘广告、性病医告、通辑令等文字，以出错了的逻辑顺序自动排列，其中文字样段落以半角错位，造成虽然行与段的文字形式与正常文章完全一致但却并非实用文字的视觉效果。这些“错位招贴”到处张贴并被跟踪、录相，记录行人对它们的反应。长春的黄岩于1993年5月25日开始，计划用十年时间拓印折建的各式各时期建筑物的局部，他把这个长时期的行为取名为《收藏系列拆迁建筑》。1994年4月6日，中央美院画廊里，宋冬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展览活动《又一堂课，你愿意跟我玩吗？》。整个展厅被布置成一个课堂，地上四壁满是各种中学试卷，并有喻意知识流、信息水的水池、洗槽、水龙头和切纸条等等，艺术家本人指挥着一群中学生在煞有介事地读“无字书”，其对现行教学方式的讽喻是十分明显的。展出活动开幕半小时后，即被中央美院关闭，理由有三：展览不严肃、具有煽动性和具有不安全性。
　　观念和思想对象化为社会、人、自然及诸种外在有形无形的事件关系的行为艺术，无论是在都市还是在乡村，是公开面对公众还是私密地独对圈内同仁，重要的并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是在于艺术家的个人观念思想如何与公众话语甚至政府机制相作用，影响并调动既已约定俗成的各种社会人文规范并为实现自己的观念服务。这方面，一个富有争议的例子是邸乃壮的“走红”活动。从1992年开始，邸乃壮创作的撑开万把红伞行为活动，持续三四年时间，流动出现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的公共场所，有500余万人进入了红伞活动现场，有关新闻报导更是连续不断，达数百条之多，传播面已超过了4亿人。艺术界和学术界多数人认为“走红”是一个十分成功的社会性行为艺术，它正卓有成效地改变着中国现代艺术不进入社会的局面，是前卫艺术影响社会的成功方案。也有不少人认为红伞是对克里斯托的黄伞地景行为的挪用，作品缺乏文化观念的批判创造。对此，邸认为社会是由若干程序构成的，是这些程序在支配着人们的言行，如果艺术创造不仅仅是用于视觉语言的表达，而且还能用在社会程序的设计上，那么，经艺术家之手创造的一个与现实社会结构对称的、与其“制式”相同的一组程序作品，与社会大程序交融，社会慢慢便会出现一个你所期待的“画面”。为此，邸提出“视觉后”这个概念，试图把视觉图像从孤立的欣赏状态中下放到综合程序的某一位置，循有形之美，造无形之大美。由“走红”所引起的争论，触及到的正是对象化的行为在中国的现实遭遇和对策的问题，并分野出两种不同的认识态度，这将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验证。 　三、 作为生存状态的行为艺术
　　对象化的行为艺术出现以后，随着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观念与思想似乎越来越在其对象化的过程中减弱了其光芒和力度；艺术创造的主观愿望与现实生活之间似乎并非容易沟通；观念与思想投射到人、社会、自然的诸种事物和现象所形成的有形无形的文本结构，作为一种媒介，似乎在中国很难经由艺术家之手支配、调动得自如、灵活和完满。于是，创造的媒介，被减缩到或者说还原到肉身化的具体的个人生存状态上，而艺术家本人的身体行为语言，最能代表个人的生存状态。在这方面，朱发东开宗明义地说道：“在今天艺术已成为一种生存状态，艺术作为对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呈述，我认为，前卫艺术要做的工作就是：消除文本，最终凸现出的是艺术家的生存状态，这个时候，生存状态已成为艺术的主体，成为媒体本身。”(注4)身体行为的出现，对于艺术家朱发东来说，源自寻求一种艺术与公众发生直接关系的强烈愿望。1992年广州双年展之后，在空虚和无聊之中，朱不得不寻找一种更直接的表达方式，这时候就有了新的可能性，他开始在纸本上制作很多带有波普意味的“大名片”，这种波普的意味体现在文字的应用上，“寻人启事”这种更广泛、更切入社会现实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1993年元月，他印制了大批“寻人启事”，穿行于昆明的大街小巷，在凡是有人聚居的地方张贴这种众为熟知的纸单。虽然寻找的是自己，但无论对艺术家自身还是公众，都提示出了一个难以否定的问题：在今日商品化的社会里，艺术创作的独立性何在？每个个体的人的自我安在？如果人的身形能寻找到的话，那么人的精神魂灵的缺失谁又能寻找到呢？1994年5月20日，朱发东来到北京，开始实施为期一年(因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未能持续完满)的行为“此人出售，价格面议”。他自穿中山装，背后缝有“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文字标志，行走于街头巷尾，引起了行人极大的反响，并经常有人出于各种理解，与他交谈，询问出售自己的原因，或商议雇用价格。朱发东对此作品解释道：“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物质化的时代，艺术家必须对时代做出反映，这也是我迈向艺术成为生存状态的另一努力。”(注5)的确，艺术家已不满足于用纸单招贴作为媒介，而将自己的肉身作为媒介，直接参与和渗透到公众之中，从而把艺术家在当代文化中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推到了极至。在精神物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远离我们生活的平面图式越来越妨碍艺术与公众的交流。对当代艺术家而言，精神上的困惑必然驱使去开辟新的艺术媒介和语言，来证实人的生存状态。艺术的行为，以其直接的批判精神至警示的姿态，使艺术与公众在意识中达到沟通。1997年3月14日，朱发东开始实施历时100天的行为艺术活动“生活方式”。在这期间，朱发东受雇于许多单位、家庭及个人，有政府机关、有公司、有私人朋友也有陌生人，但雇佣干活计时论价。如果说前一件作品“此人出售，价格面仪”，出售的是人这个媒介，那么，在这最新的作品中，媒介被更推广到人与人的一种无形雇佣金钱交换关系上。朱发东在100天内所做的各种雇佣工作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与每位雇主之间的交换关系，在朱的眼中，今日生活方式就是交换关系，就是不同范畴彼此之间的各种界定，是当代社会中的关系决定着人的角色和价值。显然，朱成功地利用自己的行为活动，促使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核心问题更深的认识。
　　在中国的今天，当公众在为“生存”而承担责任的时候，都有不少实验艺术家在为“责任”而承担生存，这在马六明、张洹、王晋、苍鑫、顾凯军、庄辉、徐三、朱冥等人所从事的行为活动中显现出来，其中马六明和张洹二人始终以自身的裸体为媒介来实现艺术家对自我和社会生存环境的警示态度，因而成为中国行为艺术家中迄今为至最富有视觉冲击力的人。自1993年11月开始，马六明开始以其秀气、漂亮的面容和修长的身材作为发展自己行为艺术最直接的语言因素，采用妖媚的女性面容化妆与男性人体这种男女合一的行为表演方式，进行了数次的以《芬·马六明》为主题的系列行为表演。如在《芬·马六明的午餐》中，他面部女妆、男人体，把一条活鱼弄熟后端到桌上，自己坐在桌旁将一塑料管一头套在自己的性器上，另一头放入口中，再用筷子把鱼肉和鱼骨分开，置鱼骨架于鱼缸中。“芬”这个莫名的词，是马六明眼中一个非男非女、男女共体的复合形象，一方面是明显的性别特征，另一方面又是明显的性别特征的互渗与消解。它奇异但却真实地呈现出人在文化、社会的挤压、制约下的异化与中性化，与其说这个中性化的“芬”是对时代环境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体现，倒不如说这是马六明本人对生活、对生命的切身体验的产物，虽然外在环境与内在精神是不可分的，他在自己的随笔中写道：“多年的生活经历使我深深地感到艺术远没有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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