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1986,(21):131-157)。[7]
  此外，威尔逊撰写了《Malone协会：第一个50年，1906-1956》［The Malone Society（以Malone Edmond命名的协会，Malone Edmond(1741-1812)，英国学者和文学评论家，以他编订的莎士比亚戏剧年表以及莎士比亚（1790年）和德莱顿（1800年）版本而闻名。）：The First Fifty Years,1906-1956.Malone Society Collections,1956,(4):1-16］；爱德华·波恩(Edward Born)撰写了《古登堡协会1901-1976》(Gutenberg-Gesellschaft,1976)；另外在《图书情报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中也收录了一些关于目录学协会的文章，比如罗克萨斯(Roxas)的《目录学协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2:401-405)和艾德斯坦的《美国目录学协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2:395-401)。而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目录学协会的发展状况是在巴威克(G.F.Barwick)的文章《目录学协会和目录学》(Bibliographical Societies and Bibliography.Library,1930,(11):151-159)中有所体现。
  Grolier Club（以格罗里埃式装订命名的俱乐部。）的资深成员格兰尼斯(Ruth S.Granniss)在她的一篇名为《私人图书俱乐部对目录学发展的影响》(What Bibliography Owes to Private Book Clubs.PBSA,1930,(24):14-33)的文章中提出，如果要考察协会组织对于目录学发展的影响，那么印刷、装订以及图书俱乐部的作用是不能够忽略的。这方面的一些相关著作有，休姆(Abraham Hume)的《英国的学术协会和印刷行会》(The Learned Societies and Printing Clubs of the United Kingdom,1847,1853)，哈罗德·威廉姆斯(Harold Williams)的《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的图书俱乐部和印刷协会》(Book Clubs & Printing Societie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29)以及阿道夫·格罗沃尔(Adolf Growoll)的《美国图书俱乐部》(American Book Clubs,1897)和鲍尔(Florence M.Power)的《美国私人图书俱乐部》(American Private Book Clubs.Bulletin of Bibliography,1950,(20):216-220,233-236)，还有拉瑟(Lois Rather)的《书籍与协会》(Books and Societies,1971)。此外，一些独立的俱乐部也出版了它们的发展史，比如比格汉姆(Clive Bigham)撰写的《Roxburghe协会》(The Roxburghe Club,1928)，巴克(Nicolas Barker)撰写的《Roxburghe协会的出版物》(The Publications of the Roxburghe Club)，文特里奇(John T.Winterich)撰写的《格罗里埃俱乐部》(The Grolier Club,1950,1967)，以及一部文章合集《格罗里埃俱乐部，1884-1984：藏书、书展和出版物》(The Grolier Club,1884-1984:Its Library,Exhibitions,& Publications,1984)。
  2.3传记性著作
  在西方目录学研究的文献中，传记性的著作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分。虽然西方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大师们少有留下自传的，但是后人们对他们的学术生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纪念性论文集，这些文集展示了那些使得西方目录学能够成为一门学科的重要人物的学术思想，因此在西方目录学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1950年以前，西方目录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五个人物是伯拉萧(Bradshaw)、普罗克特(Proctor)、波洛德(Pollard)、迈凯洛(Mckerrow)和格雷格(Greg)，其中伯拉萧(1831-1886)一直受到后来学者的广泛关注。伯拉萧去世后两年，普洛特罗(George W.Prothero)出版了一本名为《亨利·伯拉萧纪念论文集》(A Memoir of Henry Bradshaw,1888)的书，以维多利亚式的风格叙述了伯拉萧在剑桥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生活和书信往来。第二年，简肯逊(Francis Jenkinson)编了一册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然后1904年，波洛德将伯拉萧与大英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书信编成了一本书信集(Letters of Henry Bradshaw to Officials of the British Museum.Library,1904,(5):266-292,431-442)。而此后比较重要的关于伯拉萧的著作直到60年后才出现，由怀兹(Wytze)和海林伽(Lotte Hellinga)编订的两卷本的《亨利·伯拉萧与赫尔特洛普、坎贝尔关于欧洲1500年以前古版本的书信集》(Henry Bradshaws Correspondence on Incunabula with J.W.Holtrop and M.F.A.G.Campbell,1966-1978)。由于伯拉萧对其他学者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他与他们的书信往来上，因此他的书信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的一部分也已经出版，比如由大卫·迈克特里科(David McKitterick)编辑的一部分书信，发表于Hellinga Festschrift,1980:335-338和Quaerendo,1981,(11):128-164。同一时期，罗宾·迈尔斯(Robin Myers)也撰写了一部关于伯拉萧的重要作品《从一些未发表的文献看亨利·伯拉萧对威廉·布雷兹的影响》(William Bladess Debt to Henry Bradshaw and G.I.F.Tupper in His Caxton Studies:A Further Look at Unpublished Documents.Library,1978,(5):265-283)。1984年，罗伊·斯托克斯(Roy Stokes)作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即编了一卷《亨利·伯拉萧，1831-1886》(Henry Bradshaw,1831-1886)，节选了伯拉萧的一些著作，列出了伯拉萧已出版的作品列表和关于伯拉萧的作品列表。在伯拉萧去世100周年的纪念会议上，剑桥大学图书馆为伯拉萧举办了一个展览，会上进行了至今为止关于伯拉萧的最有影响力的讨论，一些著名的学者发表文章或演讲，是对伯拉萧学术生涯的一次重要总结。
  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1868-1903)，是继伯拉萧之后西方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又一个重要人物。波洛德为他写了一篇纪念讣文，发表于Library,1904,(5):1-34，在这篇文章之后，波洛德列出了普罗克特的作品列表（同卷Library:192-205,223-224）；1951年维克多·斯克德洛(Victor Scholderer)写了一篇关于普罗克特的日记的评论性文章——《普罗克特的私人日记》(The Private Diary of Robert Proctor.Library,1951,(5):261-269)；80年代巴利·约翰逊(Barry C.Johnson)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消失在阿尔卑斯山：普罗克特的一生》(Lost in the Alps:A Portrait of Robert Proctor,1985)，记录了普罗克特生平的一些信息，但更多的是在探讨普罗克特的去世之谜，而非其目录学研究的贡献。
  波洛德(Pollard,1859-1944)，主要致力于研究欧洲1500年以前印的古版本和莎士比亚的著作版本，并颇有成就，这使得他成为19世纪与20世纪分析目录学领域的过渡性人物。波洛德是新目录学(New Bibliography)［1909年，Pollard出版了他的Shakespeare folios and quartos;a study in the bibliography of Shakespeares plays,1594-1685，这部著作是莎士比亚版本研究的里程碑，为现代莎士比亚版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从那以后，版本目录学开始发展，这个阶段的目录学发展称为“新目录学”(New Bibliography)，代表人物是Pollard,Mckerrow和W.W.Greg。］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写过几篇自传性的文章，如《一个业余书籍研究者的回忆录》（Reminiscences of an Amateur Book-Builder,Colophon,part 4,1930年12月）和《我的第一个50年》（My First Fifty Years，收录于A Select Bibliography of the Writings of Alfred W.Pollard,1938:1-15）。他去世之后，约翰·威尔逊(John Dover Wilson)为他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文，发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945,(31):256-306;1/4个世纪之后，约翰·威尔逊又在自己的自传《我一生中的重要事件》(Milestones on the Dover Road,1969)中辟出一部分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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