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详尽的介绍。对于列举目录学的研究情况，本文不再细述，而主要通过文献综述来介绍西方学术界对“实体目录学”的研究情况。
  实体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书籍的物理特征，致力于研究出一套系统的方法来分析书是如何制作的，并评价书的物理信息（如版本、源流、演变等）对书的版本和分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实体目录学所包含的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和版本目录学这三个领域，是20世纪学术发展史的重要部分。
  1945年，伦敦的目录学协会(Bibliographical Society)在纪念其成立50周年之际，出版了一卷文集《目录学协会研究成果回顾，1892-1942》(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892-1942:Studies in Retrospect)，共有10篇文章，由福兰西斯(F.C.Francis)编辑完成。伦敦目录学协会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目录学发展的核心力量，这本文集是目前为止对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目录学发展最好的综述。其中，福兰西斯写了一篇关于协会发民历史的回顾文章，格雷格(W.W.Greg)写了一篇关于目录学的学科历年和近期发展的重要综述，其余的都是目录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欧洲1500年以前的古版本研究，对1641年之前的英语书籍的“简短标题目录”(Short Title Catalogue)的研究，莎士比亚研究，18、19世纪的目录学发展研究，外国目录学研究，以及早期书籍装订发展研究和美国目录学发展研究等等。这些论文的作者都是目录学领域的开创者和重要学者，这本文集不仅是对这半个世纪以来目录学发展的回顾，同时也试图通过一个比较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这段发展，表达了这些作者对自己一直关注并投入的事业的观点。这些学者的个人努力，对于目录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正如福兰西斯在文集的序言里提到著名学者波洛德(A.W.Pollard)时，说，“是他的天才为我们的协会融入了一种个性化的元素，一种开拓的精神，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我希望它永远与协会同在”。这种“开拓的精神”在当时的目录学研究者中，可以说是一种共识。比如，另一位著名学者迈凯洛(R.B.McKerrow)在他的著作《写给文学专业学生的目录学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Bibliography for Literary Students,1927)中指出了开创目录学这样一个重要的学科是令人激动和兴奋的。这些目录学领域的先驱者们的努力和精神，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在这本文集中，有一篇尤为重要的文章，是威尔逊(F.P.Wilson)的《莎士比亚于“新目录学”》(Shakespeare and the New Bibliography)。它可以说是这本文集的核心，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以来伦敦目录学协会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目录学家，比如格雷格、迈凯洛和波洛德，都致力于研究书籍的物理特征对版本问题的影响，而且主要集中研究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戏剧家的作品，尤其是莎士比亚。威尔逊的这篇文章，在1970年又单独出版，由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作序，她在序言中说“在本书中，作者进行的研究，是基于大量翔实的资料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该书是莎士比亚作品版本研究领域的里程碑性质的著作。”不仅如此，威尔逊的这篇文章，也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分析目录学在研究版本问题方面的应用。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对目录学的任何分支做过系统的探讨。此后，1979年，西方目录学界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托马斯·坦瑟雷(Thomas Tanselle)，在Osler图书馆50周年庆典上发表了一个讲话，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目录学的发展情况，包括分析目录学、描述目录学等分支领域，从而进一步使目录学的研究系统化。[6]
  2.1对重要学术人物的研究
  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与这个学科的杰出人物分不开。因此，对一些著名的目录学家的研究，也反映了目录学发展的历程。在这方面，保罗·尼德汉姆(Paul Needham)、福雷德森·鲍尔斯(Fredson Bowers)和大卫·凡德米伦(David L.Vander Meulen)的三篇文章颇具代表性。
  尼德汉姆在1986年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伯拉萧方法》(The Bradshaw Method)，介绍了亨利·伯拉萧(Henry Bradshaw)在分析和记录书籍结构方面的贡献，重申了伯拉萧作为现代分析目录学之父的重要地位。尼德汉姆的这个演讲，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大家已知的信息，他通过阅读伯拉萧在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笔记，对其思想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见解，重新定义了伯拉萧的思想与其后继者的关系。尼德汉姆演讲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叙述伯拉萧的研究方法的同时，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其作为感性的人的一面。尼德汉姆认为这二者是不可分的。此外，尼德汉姆对于古书的目录学分析这个领域的掌握，也使他能够评价伯拉萧的研究工作及其在后来研究中的地位。他认为伯拉萧的研究工作不仅仅在他那个年代十分重要，而且在以后的研究中也应该受到重视，因为它们是如何研究书籍的前提。
  另一篇文章是鲍尔斯的《迈凯洛在重建莎士比亚版本研究中的编辑原则》(McKerrows Editorial Principles for Shakespeare Reconsidered.Shakespeare Quarterly,1955,(6):309-324)。虽然这篇文章并不是自传性质的，但是它分析了迈凯洛的研究动机和其思想形成的学术环境。鲍尔斯认为，迈凯洛在他的《牛津莎士比亚版本研究绪言》(Prolegomena for the Oxford Shakespeare,1939)一书中，倾向于限制编辑的判断在目录学中的作用，是对于19世纪编辑滥用特权和多佛·威尔逊(J.Dover Wilson)滥用“新目录学”的现象的一种反抗。鲍尔斯的这篇文章指出了迈凯洛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关于正确的编辑程序和编辑与分析目录学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基本观点。它的重要价值就在于鲍尔斯对于编辑问题所给予的进一步思考。
  第三篇文章是凡德米伦Vander Meulen的《鲍尔斯原则的历史与展望》(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Bowerss Principles.PBSA,1985,(79):197-219)，追溯了鲍尔斯的《目录性描述的原则》(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1949)这本书的发展历程，并预计了其在未来学术发展中的地位。这篇文章，对于一本重要的目录学著作做了细致的考察。而且，凡德米伦本身在描述目录学领域有大量的研究经验，这使他不仅能够分析学者和评论家的观点，而且对于描述目录学未来的发展也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他认为鲍尔斯的这本著作具有历史意义，其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更加明显。
  2.2目录学协会的发展
  另外一个反映目录学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目录学协会。关于目录学协会的文章，从学术组织的角度折射出了目录学发展的历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福兰西斯关于伦敦目录学协会的《目录学协会：第一个五十年》(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A Sketch of the First Fifty Years)。另外两篇更早的关于伦敦目录学协会的文章是波洛德的《我们的21岁生日》（Our Twenty-First Birthday.Transaction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913,(13):9-27页）和范可纳·梅丹(Falconer Madan)的《目录学协会》(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Bibliographica,1896,(9):479-488)，尤其是第二篇，具有深远的影响。关于美国目录学协会的文章也有三篇比较重要的，一是亨利·荷伊森(Henry B.Van Hoesen)的《美国目录学协会：领导者们和主要活动》(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Its Leaders and Activities,1904-1939.PBSA,1941,(35):177-202)，二是艾德斯坦(J.M.Edelstein)的《美国目录学协会：1904-1979》(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04-1979.PBSA,1979,(73):389-422)，发表于协会的75周年纪念会上，三是威伊干德(Wayne A.Wiegand)的《图书馆政治与美国目录学协会的组织》(Library Politics and the Organizatio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