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但罗兰·巴尔特已经表明,在语言的具体应用(言语)中,仍 然有结构原则在起作用,正是利用这一点,产生了今日的神话。时常被当作后结构主义者的福 柯用“话语”概念表达他的思想。福柯认为,所有的知识和文化乃至社会制度实际上都受话语 的控制,或在话语中产生和运作。话语对社会的影响是实质性的。表明自己为真理的话语(按 福柯,任何话语都有表明自己为真的功能)具有权威性,任何话语都力图拥有这种权威性,它于 是就成为权力:首先,它迫使人们按它所揭示的去行,所以知识和话语实施的是一种政治性运 作,权力—知识或权力—话语成为福柯表达这一概念的特殊用语;第二,成为权力的话语以体 制化方式施行其作用,亦即转变为各种制度,机构,实际地支配社会生活,比如量化分析的知识 获得合法性后,对监狱犯的人惩罚以“精确的”关押时间来量刑,有一套精确的量刑计算法和执 行量刑的机构来实施这一知识,或者作为这一知识的体现。福柯另一个与此紧密相关的理论 就是他的“主体”观。福柯认为,主体并不像认识论哲学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然的具有主宰力的 施动者。主体是话语所设置的一个功能位置,它服从话语的功能需求,因此主体本身是被构造 的。主体同时意味着主宰和服从(subject作名词意为“主体”,作动词意为“隶属于……”),因 此,没有一个文化的操作者能够主宰他的操作,他首先必须隶属于他所操作的,才能加以操作.
    话语支配着包括操作者、被操作的符号在内的一切要素并把它们都作为自己的功能单位。以 福柯的观点看,任何文化现象都包含着权力的支配、同化和抵制之间的紧张关系,每一个文化 的操作者都代表一定的政治—文化身份,表现一定的话语诉求。文化研究也就意味着对文化 中的权力支配关系的揭露。与福柯理论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少数族裔及身 份政治理论都得到了权力—话语学说的有力支持.
    在文化研究视野下,文学将遭遇什么?毫无疑问,文学被对待的方式变了。文学不再被欣 赏,人们不再以欣赏的心态看待文学。首先,文学作品对于文化研究而言,只是一个例证,是展示各种诗学和政治学批评理论的场所之一。新历史主义对文学的批评始终在揭露充斥于文学 作品中的意识形态争执以及普遍主义陈词滥调,它要显示一种非决定论的、注重于个案的历史 主义视野;后殖民主义的文学批评着眼寻找的样本本身就是适合于这一理论的那些作品,诸如 移民国家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全球化趋势影响下发展中国家作家的作品,它着重揭示的就是 能够支持这一理论的作品中所反映的身份意识,文化认同感,外来文化冲击下本土心态的矛盾 和冲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关心的其实并不是文学。在今天,各种与文学有关的国际 研讨会上人们提交的论文常常是文化身份的问题,民族的记忆问题,族群的心理经验及其文化 含义问题。所以,对文化研究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提出的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合法性问题, 的确是存在的。其次,因而人们研究文学的冲动不是出自欣赏和享用文学的愿望,而是出自批 判智慧的满足。传统视野下文学研究致力于说明怎样的文学作品是好的或不好的,好的文学 作品的魅力的奥秘何在,在中国,大家都熟悉的文艺理论的合法性论证里包含的一个基本要点 就是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引导人们的欣赏品味。罗兰·巴尔特的诗学的文化研究路数 是,首先把文化看成是一种神话的制造,然后用结构主义理论将这一神话的编码公诸于众,进 而揭示这一神话的制造者暗藏的用心。在叙事作品的研究中,巴尔特已经有力地揭露了资产 阶级操作符码而又掩盖符码的实质所在。斯图尔特·霍尔的《编码/解码》一书,从标题上即可 看出作者以掌握文化密码的钥匙为务,能够掌握,这显然是一种个人批判智慧的成就。第三, 在文化研究视野下不存在文学经典,只有“被视为经典的文学”和“被视为研究个案的文学”.
    前一个说法指称传统文学理论对好的文学作品的称呼,它是被质疑的;后一种说法指称文化研 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正面的价值判断,是一个表达认同感的词。欣赏 才有认同,因而才有经典。今天遍布于文化研究著述中的态度是将文学经典作为质疑甚至嘲 弄的对象,因为文化研究的使名就不是认同研究对象,作为批评理论的样本,每一个作品都得 经受剖析,样本的选取侧重于它是否更说明问题,而不是它是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好作品,况且, 传统理论选择经典的标准就是可疑的.
    无疑,文化研究隶属于康德以来的批判传统,它要揭露文学中的种种审美的和意识形态的 效果是如何形成和起作用的,只是它的答案有所不同。同时,它也和一切批评理论一样,像康 德追问认识何以可能一样,把文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提了出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其立 足点何在?它的逻辑起点可靠吗?它的边界在哪里?而通常,这种追问的后果不仅不能划定 对象的独立领域,巩固对象存在的合法性,恰恰会使对象存在的理由变得可疑。康德追问认识 何以可能,结果是,人们意识到对于理念或理性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尽管它们是存在的并且比 起现象世界来更加重要;而人们循着康德的路数追问的结果是,即使对现象世界的认识,其可 靠性也是非常可疑的,因为认识是要靠语言进行的,而语言是一个任意的和武断的系统,词与 物之间没有任何必然关系,以为正确的认识能够使认识与被认识的对象相符合,只是一种毫无 根据的推论。对文学的持续不断的批判也在毁坏人们过去所视为坚固的文学存在的根基。文 学是什么?刘勰说,文学是道和自然的表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 杂,方圆体分,日月垒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自然之道之 文尚且如此瑰丽,何况人道之文?“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 然之道也。”人之文能够“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 成化”○11,这正是中国传统中所说的“千秋之伟业,不朽之盛事”。因为是道之文,它来自至高之 处,所以钟嵘说,好的诗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12。雪莱说,诗人是“灵感的祭司”,是 “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诗歌是对永恒真理的揭示,不仅通过真实的形象揭示世间宇宙万物 之间永恒的相似,而且在其奇妙的韵律节奏中回响着宇宙永恒和谐之音乐。因此,在传统理论 视野下,文学是一种有魅力的东西,人们沉醉于其中,可以得到灵魂的陶冶、净化、享受,就像亚 理士多德对悲剧的效果所说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学将存在千秋万 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也毫无疑问地是帮助人们享受文学的魅力,获得文学提供的种种好处.
    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坦然地处在对文学的沉醉之中,因为批评理论已经令我们在对 待文本的时候十分敏感于那个文学合法性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语言的“奥秘”,文化研究更让 我们看到:文学是某种可以解构的神话的制造场;文学是各种身份意识的荟萃,在文学中充满 了话语权力之争……。看到了的不能佯装看不到,这就是很多改变了传统文学观的文学研究 者(例如希利斯·米勒)的实际境遇。他们不是不喜欢欣赏和享受文学,而是不能对最新的发现 置之不顾。罗兰·巴尔特在“元语言与文学”一文中就发现,当二十世纪文学致力于自身的元语 言探索,各种元文学、元叙事变为新的文学体裁时,文学原有的魅力不再存在:当文学被作为魔 术被拆穿之后,我们不再能欣赏它。罗兰·巴尔特说,文学因认识自己而死去,又因去寻找自身 而活着。这前一句话是针对以往的文学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实际上从它被置于批评理论 之下时就开始了它死亡的历程,后现代、文化研究只是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后一句话是 针对现代批评理论对文学的操作而言。德里达认为文学就是写作的活动;罗兰·巴尔特把批评 本身当作文学实践,提出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